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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才能有個「生平」？-趙/紫/陽逝世三周年祭/ 欲晓

何時才能有個「生平」？-趙紫陽逝世三周年祭大陆·欲晓趙紫陽叔叔離開我們已經三周年了。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懷念著他。去年《炎黃春秋》第七期刊登了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的文章《國務院大院的記憶》，讚揚趙紫陽任總理期間國務院的優良作風，並刊登了一幀趙紫陽和田紀雲在河南考察時的照片。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競相購買這期雜誌。我家附近郵局的《炎黃春秋》幾天就被搶購一空，後來又從雜誌社購進七十冊，仍供不應求。賣雜誌的姑娘指著雜誌封面上的要目對我說，「都要看這篇文章」。然後翻開雜誌，好奇地指著照片中的趙紫陽問：「他是誰？」他是誰？趙紫陽離開政壇不到二十年，在全國媒體對「趙紫陽」這個名字的全面封殺下，一代青年已經不認識這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開拓者，也許更不知道這位前黨中央總書記被非法軟禁了十五年。這真讓我為我們民族被強迫斬斷記憶悲哀。但田紀雲副總理的文章能夠發表，又讓我感到欣慰和驚喜，這是不是預示著堅冰正在被打破？然而，在我近日參加陶鑄伯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得知陶鑄紀念畫冊中一幅陶鑄和趙紫陽的合影竟然被中央有關部門審查時撤掉；紀念文集中一篇趙紫陽署名的回憶陶鑄的文章也被刪除，而這篇《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一九七九年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這讓我很失望，感到不可思議，中央有關部門審查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林彪的照片不是也陳列在國家級博物館十大元帥的照片中了嗎？三年前紫陽叔叔辭世時，新華社報道趙紫陽送別儀式的消息是這樣寫的：「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且不說該如何評價八九政治風波和趙紫陽的「錯誤」，文革中陶鑄被迫害致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十多年後才發生了六四事件。趙紫陽與陶鑄的合影當然是在趙紫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的時期拍攝的。為什麼這樣一張歷史照片不允許登載呢？確實，上述引文是新華社播發的新聞稿，不是中共中央為趙紫陽做的「生平」。這讓我進一步體會到三年前紫陽叔叔去世的時候，趙家子女為什麼那樣執著地要求中央為父親做一個「生平」。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老人去世，一月二十九日才舉辦了送別儀式，拖延了整整十二天。外界報道說，由於子女對「生平」不認同，導致喪事辦不下去。這是太不瞭解中國的政治了。在中國的體制下，個人同不同意組織的結論毫無意義。但討論喪事，老人「生平」問題確實是個焦點，對話過程一波三折，如今回憶起來仍然耐人尋味。「生平很快就可以拿給你們」老人去世的第二天，一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幾個特殊來客進入了富強胡同六號。他們不佩戴白花，重重的腳步透著居高臨下的威風，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木然的臉上沒有一點對逝者的哀悼和對家屬的同情。在趙家人的引導下，他們到老人的遺像前草草鞠了個躬，就坐進休息室。這四、五個人就是中央辦公廳Ｍ副主任、中辦秘書局Ｗ局長，一個處長，秘書以及記錄員等。接著，就開始了辦理喪事的第一次對話。趙家出面的是雁南的丈夫王志華、五軍的妻子李娟娟。王志華原來是軍隊師級幹部，年輕有為。「六四事件」發生後，按照「中國特色」的幹部政策，他被送往國防大學「學習」，學業結束後「等待分配工作」，一掛就是十年。他主動要求復員，成為沒有「單位」管理、沒有公費醫療等福利保障的布衣百姓。「六四」後，趙家兄弟被迫流亡海外，他和雁南始終陪伴在父母身邊，從中南海到富強胡同，他們用親情溫暖著孤寂的老人。因此在辦喪事的分工中，趙家推舉王志華負責和「組織上」商談。Ｍ先說：「趙紫陽同志去世了，關於喪事，你們打算怎麼辦？」王志華沉穩地回答說：「我們在這裡住了十五年多了，我們家的事，什麼時候我們能自己說了算？這我們還不懂？」Ｍ主任並不反駁王志華的話，訕訕地笑了笑，說，這些年中央的精神是喪事從簡，不要太鋪張等等。然後說：「喪事早辦，對你們好，對我們也好。喪事組織上承辦，希望你們配合組織。」王志華說：「我們希望父親的喪事辦得組織上滿意，家屬滿意，全國老百姓滿意。這應當是不矛盾的。既然是組織上辦，你們得先拿出個方案來，要不我們配合什麼？一個是悼念活動的規模，什麼人能參加。十五年了，許多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人，你們都沒讓見。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希望讓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人都能最後見老人一面。還有一個『生平』問題，我們想看看。」在中國，除了文革時期的非正常狀態，一般「組織上」管的人去世時，都會由所在單位寫一份「生平」，簡述逝者一生的主要任職，再給予一個評價，送別儀式上印發給前來吊唁者。既然趙紫陽的喪事由「組織上」承辦，當然要由組織上為他寫個「生平」。趙家子女要求有這份「生平」。Ｍ主任吭哧半天，終於說：「生平的事，你們怎麼想？」王志華說：「這不是我們怎麼想的事。對父親，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看法。他是個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包括最後這十五年，佔了他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組織上是不是應該對他有個說法？」Ｍ憋了半天，強調說：「寫這個生平就繞不開六四，六四的事不能改。」王志華說：「不管你怎麼寫，你要把生平拿來給我們看，看了再說我們的意見。」Ｍ說：「生平很快就可以給你們看。簡歷部分如果有不準確的地方你們可以改，但關於六四，一個字也不能改。」一月十九日，Ｍ主任等人上午下午各來了一次，說中辦決定在八寶山舉行一個遺體送別儀式，希望盡快把喪事辦了，希望家屬配合。如果要寫生平，六四結論不變，「六四是個事實。」志華和娟娟針鋒相對地說：第一，生平不管寫成什麼樣，你拿給我們看書面的東西。第二，要寫上最後這十五年。十五年軟禁也是事實。Ｍ說：「十五年的處理是組織決定的。你也是共產黨員，應當理解。」這話讓王志華激動了，時至今日，黨中央「組織上」什麼時候給趙紫陽做過「軟禁」的決定？他嚴正地說：「共產黨要講真理。父親至少給你們寫過十封信，抗議你們剝奪他的人身自由，你們都不回話！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父親最後一次約見中辦就是你來的，他要求結束軟禁，要求會客自由。當時他說，對待不同意見的人，或者你們說的犯錯誤的人採取軟禁的辦法，監視居住的辦法，開了個很壞的先例！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頁！到他走你都沒答復，是不是也要有個說法啊！」對王志華的斥責，Ｍ主任不做聲。生平是「辭典加處分決定」一月二十日下午，Ｍ主任一行再來談。這是第四次對話了。話題依然不變，主要是談「生平」。Ｗ局長拿出一本《中國共產黨名人大辭典》來，這是上世紀八○年代出版的，記載著歷代中央委員的簡歷。Ｗ翻開一頁，上面有「趙紫陽」的條目，內容是他的出生年月地點和曾經擔任過的各種職務；又拿出一本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翻開「對趙紫陽同志處分決定」，說，「要是寫生平，就以這兩份東西為素材。」王志華說：「你別和我說什麼素材，我不知道這一段加那一段是個什麼東西。既然素材這麼明確，你們就把它加好了，弄成一個完整的文字給我們看嘛！」Ｍ說：「你看，寫生平繞不開老人的錯誤，老人已經去世了，重提老人的錯誤，對老人不好，對你們也不好。是不是就不要寫生平了？」娟娟說：「只要實事求是，這不是對我們好不好的問題。」Ｍ再說：「不搞生平，我們可以在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上適當增加一些對老人的恰當的評價。」王志華回答：「老人去世，你們的報道加標點符號才幾十個字？八十五歲的老人，一年都攤不上一個字！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你們也拿書面文字來讓我們看，不能你說恰當就恰當啊！」「中央決定不作生平，不討論」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許，Ｍ主任一行人又來了。這是第五次對話。一開始，他就明確地說：「中央決定不做生平了，這個問題不討論了！」趙家人站起來就要走：「不討論了你們還來幹什麼！如果是中央的決定，就請你給我們寫一個正式的通知。」Ｍ很尷尬：「咱們還是要談談，要談談。」王志華說：「短短幾天，關於生平你們有三個版本了，開始說很快就可以拿給我們看，後來是以辭典加處分決定就是生平，現在又說是決定不做生平了，你讓我們怎麼想！父親作為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過了十五年軟禁生活，怎麼就沒個說法！」對方說：「畢竟紫陽同志情況特殊，和其他人不一樣……」王志華追問：「不同在哪裡？是官不夠大？黨齡不夠長？」這時，Ｍ主任說：「唉呀，你別老說十五年了。做為一個普通黨員，國家給了他那麼高的工資，那麼好的待遇……」十幾年來，對老人的境況趙家聽到過各種議論，卻頭一次聽到竟然還有人羡慕老人的工資！王志華對Ｍ主任說：「對呀，你可以都寫進去！寫上作為一個普通黨員，組織上給了他很高的工資，很好的待遇，就是沒給他普通黨員的自由！你還可以寫上對他有六條規定，他執行得怎麼樣？都寫上嘛！」六條規定是一九九二年喬石來宣佈審查結論時通知的，內容有：不許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園去；不許到沿海地區以及敏感的地方去；不許接見外國記者；可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等。除了這些限制行動自由的明確條例，我順帶說一下，趙紫陽是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都沒有出席大會。聽到新聞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請假」，他對家人說：「我可沒請假，將來這也是個事兒。」從一九八九年到二○○四年，十五年間召開了三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了三屆人民政府。按照黨章和憲法，至少進行了三次基層黨代表選舉和三次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但這位共產黨員卻從沒有參加過一次黨代表選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沒有得到過「選民證」，沒有在人民代表選舉中投過一次「莊嚴神聖的一票」！是誰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趙家人能不能起訴當事人？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除Ｍ主任外，還來了一個中辦人事局Ｈ局長，據說他是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趙紫陽八月二十一日和中辦談話時他也在場。談了骨灰暫厝地點之後，又回到「生平」的問題，還是各說各的。Ｍ反復強調三句話：第一是中央決定不搞生平，第二是以適當的方式搞治喪活動，第三句是會給老人一個恰當的評價。趙家堅持一定要有個生平，對一個老同志、老黨員，應當有。對第二、第三句話，即對「適當的治喪方式和適當的評價」，我們需要事先有個瞭解。中辦的人反復表示希望儀式盡快舉行，甚至問：「如果不作生平，會不會影響送別儀式的舉行？」他的意思明顯地說，如果在不作生平的情況下開送別會，家屬會不會不參加？王志華說：「喲，我還真沒想過。這事有聯繫嗎？我們目前的想法就是組織應當為老人作個生平，我們認為這很重要。」Ｍ說：「你再考慮考慮，中央已經做了決定，我們還是要執行中央決定。」王志華說：「第一，這個事不是黨員執行組織決定，服從組織紀律的事；第二，子女當中有人從來沒入過黨。」 ...

杜光：学习、宏扬“思之精神”

学习、宏扬“思之精神”——2008年1月19日在“《张思之先生庆贺文集》首发式暨《律师文摘》年会”上的发言杜光今天我很高兴能参加一个这么隆重的会议。我和张思之先生结识的时间不长，但他为维护公民权利所作的努力和表现出的精神却早有耳闻。江平先生在庆贺文集《耄耋历史仍少年》的代序言《发扬“思之精神”》里，把他的精神概括为三点：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人文关怀的维权精神，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其中，我认为最值得我们学习、宣传、宏扬的是他的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1989年后，他的律师生涯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败犹胜、虽败犹荣。他承接的有些案子明明知道面对的是专制的当局，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却还是义无返顾地挺身而出。虽然诉讼失败了，但胜利者却不是专制的当局，而是他张思之。因为他通过为被告辩护，揭露了专制体制的黑暗和腐败，伸张了社会正义，维护了公民权利。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抗争中做到宁折不弯，不但要有建立在丰富学识基础上的胆略和勇气，而且还需要不怕牺牲的决心。他的这种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2006年6月，在《炎黄春秋》为庆贺创刊十周年而举行的集会上，我们正好同坐一桌，他就在我的斜对面。在会议进行中，他撕下聚会通知的信封，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递给我：“杜老（这样称我是他的客气，实际上他比我大一岁）：您看陈光诚案还能做点什么？张思之”他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大概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在网上发表了《救救陈光诚》一文。于是我在旁边写道：“《救救陈光诚》送五个网站，有两个网站告诉我，中宣部通知，凡是有关陈光诚的文章一概不许采用。作为抗议，我正在写一篇以郑恩宠案为例谈维权运动的文章《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我认为：1、要把陈案放在整个维权运动中来考察；2、围绕陈案可以再作一些宣传。”他看了后又用文字告诉我：“郑恩宠昨天上午再次被扣押，而且又抄了家，拿走了电脑。下午放了人，当局提出了许多禁令。他严正表示要依法申诉，我已同意。陈光诚案，目前情况‘不明’（待判决），我意在法院判罪后，应集中地表达出意见，不知可行否？”我在旁边回以“同意”二字。过了一会儿，我又在那个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如果有一天我因文章而引起诉讼（成为被告），你能作为我的律师吗？”他的回答很干脆：“责无旁贷，您可放心！！”看了这八个字和两个感叹号，我不觉心头一热，既宽慰，又感激，抬头见他正向我点头微笑，我也点头拱手，表示感谢。接着，只见他又拿起信封和笔，写下了使我感动非常的字句：“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何尝没有入狱的准备？应有这种思想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我反复地读着这三行字，深深地为他这种“视‘狱’如归”的凛然正气和冲天豪气所激动，心潮澎湃，眼睛也模糊了。我庆幸又遇到了一位可以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同道。在民主革命的征程中，充满了变幻莫测的艰难险阻，多么需要同心同德的战友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结下了相知相惜的深情厚谊。他那种不怕牺牲、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也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在目前的维权运动中，提倡学习、宏扬“思之精神”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同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的需要比起来，目前积极参加这个运动的律师就太少了。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郭飞熊会见记者的谈话，他把太石村和汕尾村作了对比：一个有律师介入，比较有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另一个没有律师参加，则有死有伤。这就说明，律师这个懂法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对于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是多么重要。希望律师界能广泛宣传“思之精神”，推动、团结更多的律师朋友投入维权运动，帮助那些因专制势力的威慑而不敢涉足于维权运动的律师，使他们站立起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加强律师界自身的团结的同时，还要加强与非律师界的团结，通过各种渠道，促使社会各界都来关切、支持维权运动。我特别注意大学校园的动向。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青年学生一向是群众民主运动的主力，但自从1989年之后，校园就沉寂了。目前，在大学校园里已经有一些关心国家民主前途的学生，但为数不多。我们应当共同努力，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包括宣传张思之的“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人文主义的维权精神”和“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使更多的青年学生走出拜金主义的迷雾，关心、支持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民主运动。在六十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大学和中学校园里普遍传唱两首歌曲，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另一首是《茶馆小调》。我认为，这两首当年最流行的校园之歌，在当前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希望它在今天仍然能够成为学生们喜爱的校园之歌。在不久前的“博客中国”开办五周年的联欢晚会上，我唱了《茶馆小调》，今天我想在这里唱一次《团结就是力量》，希望大家能够同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根据当时发言整理，略有增删）

杜光：从人权保障看宪法的两面性

从人权保障看宪法的两面性——2008年1月18日下午在“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保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杜光接到通知的时候，我曾经很犹豫：我对于法律缺乏研究，恐怕不适合于参加这样的会。但考虑到两点，最后还是决定参加这个会。一是今天到会的大概都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那些运用法律知识来为受害者仗义执言、伸张正义的律师们，我向来深怀尊敬之情。他们既是在维权运动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先锋，也是出谋划策、把维权运动引上理性、非暴力轨道的军师。我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决定我参加会议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在同辈的朋友中，能够有共同语言、可以畅所欲言的不是很多，所以，很希望能够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结交一些中青年的朋友。来到这个会上，发现与会的不但有法律界的朋友，还有许多新闻界的青年朋友，这使我感到分外高兴。刚才听了汪海洋先生的案情介绍，真是惨无人道，天理不容，我对年方五岁的被害者深表同情。由于我不懂《刑事诉讼法》，不能从法理上对案件进行分析，今天只是从宏观上就人权保障问题谈一点看法，而且只从一个角度——人权保障和宪法的关系来谈。人们谈到人权保障，很自然就联想到宪法。宪法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它是我们争取公民权利的重要依据。这当然不错。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十多年来，毛派（通常被称为左派，名不副实，应正名为毛派，因为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攻击改革，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宪法，什么“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啦，“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啦，“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啦，总之是“反对宪法”，因为这些原则都是已经写入宪法的。所以，我们这些主张改革、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可以把宪法当武器，那些反对改革、反对民主自由、维护专制体制的人也可以把宪法当武器。这就表明，宪法既有民主性的一面，也有专制性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具有两面性的宪法。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民主性的一面。我国最早的宪法，是光绪34年（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那里就已经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还注明“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承认“臣民”的自由权利，是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的重要政治思想成果。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体地提出12条人民享有之自由权，迄今为止的所有宪法里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的规定，那时就已经有了。这个事实说明，包括人民自由权利在内的宪法传统，在我国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的十几部宪法，包括经过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在条文里规定了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但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权利却都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近几年来，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京城和省城的上访人员络绎不绝，都在向我们倾诉着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的违背宪法的事例。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都还是专制制度国家，光绪34年的《宪法大纲》就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宪法虽然都在第一条宣布“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或“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实际上实行的却仍然是专制独裁的制度。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苏联宪法》为榜样，在宪法的正文前写了几段序言。后来虽然几经修改，但它的基本精神却始终未变，那就是通过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证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与此相适应，把旨在巩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写进序言，如1954年宪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82年宪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的表述是：“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几次修改，只是在毛泽东思想后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类东西）。现行宪法序言里关于一党专政合法性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完全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充分体现了宪法的专制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宪法的两面性，即民主性和专制性，始终是不平衡地存在着的，长期以来，都是专制性压倒了民主性。也就是说，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和四项基本原则，压倒了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因此，要使宪法条文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成为现实，就必须改革专制主义制度，首先要废除现有的宪法序言。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序言就很简单：“中华民国宪法会议，为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会之福利，拥护人道之尊严，制兹宪法，宣布全国，永矢咸尊，垂之无极。”短短四十几个字就把制宪的宗旨讲清楚了。现行的宪法序言不废不改，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宪政民主更无从谈起。总之，要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就必须认清现行宪法的两面性，废除或彻底修改宪法序言，同时适当修订宪法条文，剔除其中维护专制制度的内容，使之成为一部只有民主性而没有专制性的宪法。这应当成为现阶段维权运动的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从抛弃对宪法的迷信这个意义上说，它还同启蒙运动有关。所以，它是现阶段民主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认真对待。

杜光：推进启蒙运动，发育公民社会

推进启蒙运动，发育公民社会——2008年1月12日在“2007年度十大网络公民”颁奖大典暨《网络公民》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杜光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网络公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组合概念。怎样通过网络来培养公民意识，发育公民社会，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公民社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由合格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具有公民的法定资格，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公民。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公民呢？我想至少应该具备这两条：一、知道自己的权利，并能够行使它，捍卫它；懂得自己的义务，并能够遵守它，履行它。二、能够站起来生活，而不是低头躬腰，更不是跪着生活。按照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当前我国合格的公民恐怕不会很多。所以，要发育公民社会，就有一个把不合格的公民提高成为合格公民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有必要进行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公民从弯腰下跪地生活的精神奴役里解放出来，摆脱奴隶主义；同时，使广大公民敢于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善于遵守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摆脱蒙昧主义。网络则可以为启蒙运动提供无限广阔的平台。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启迪蒙昧，改变蒙昧状态。专制制度是一个“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制度，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人性、理性不时被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奴性、兽性。被笼罩在蒙昧主义、奴隶主义阴影里的人，既不能自由地行使、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会遵守、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不能独立地申述自己的主张，只能生活在唯权唯上的奴隶状态里。这种状态，既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遗存的毒害，也有苏联新专制主义的影响，而更为明显的，便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因此，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祛蔽启蒙，祛“奴性兽性”之蔽，启“中国特色”之蒙。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它面对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庞然大物——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有制度层面的东西，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启蒙运动主要是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只要大家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从官员到民众，都能够站起来生活，独立地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命运，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切实地去行使它、履行它，那么，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要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除了吸取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和我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外，特别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回顾、总结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从其中发现、领悟有用的教训；第二件，清理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给我们打造的思想镣铐，与它们彻底决裂。而要做好这两件事，又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揭示真相，二是探求真理。坚持“两真”原则，是新启蒙运动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培育公民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条件。章诒和曾经多次谈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突破四大禁区：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所谓突破，无非就是揭露真相，发现真理。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虽然舆论导向告诫大家，对反右运动要“淡化”，但海内外还是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有些当年的蒙难者还与国外的专题研讨会相呼应，举行了纪念集会。这就表明，反右的禁区开始有所突破，而其他三个禁区却至今没有松动。这四个禁区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毛泽东的千秋功罪、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对“三大改造”的评价，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制度形态的特征，等等。也牵涉到某些理论的是非。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诱使知识分子上钩的诱饵；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持社会发展的支柱，还是巩固专制制度的法宝？现行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还是确立一党专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如此等等，都同四个禁区有关，都存在着揭示真相和探求真理的问题，也都需要通过启蒙运动，解放思想，才能了解真相，认识真理，跳出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泥淖。总之，要建设公民社会，培育合格的公民，就需要有一场广泛、深刻、群众性的启蒙运动，通过揭露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把名义上的公民，从蒙昧主义的囚笼和奴隶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民主意识的、名副其实的公民。不经过这样一个精神上脱胎换骨的洗礼，就谈不上合格的公民和公民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充分依靠网络这个平台外，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争取开放报禁，开放档案。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就不多说了。

程翔获「假釋」港报纷纷评论

Subject: 程翔「假釋」回港 5 Feb 2008 程翔一千日來的心路歷程程曦《時代論壇》程翔投獄，在一個講法治和公義的社會，算是相當震撼的一起案件。認識他的朋友固然認為他蒙不白之冤而為他奔波申訴；社會人士從所知的「證據」和資料背景也看出了當中的蹺蹊。對於程翔本人，這個打擊更簡直是晴天霹靂，我們初次到北京探望他的時候，從他憔悴的面容和眼神便看出他沮喪非常，實在使我們心痛。我們所深愛的正直不阿的親人交上這厄運，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但世事有時又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發展。在程翔交上惡運的最初那段日子，神的恩典悄然臨到他身上。程翔在失去自由的時候，竟然想起年少時所接觸過的聖經來。雖然在那個叛逆的青蔥歲月中，他別有懷抱，把一股熱情和理想放在奉行無神主義的祖國事物上，把基督的愛拒諸心外，但神沒有離棄他，在他苦澀抑鬱之際，讓他回到聖經上。他年輕時在學校寧可不做領袖生，也不上台讀經，但現在聖經如有一股吸引力牽引著他，他從看守所要了一本聖經，一口氣看了兩遍，真是奇妙。他在最痛苦的日子中，幸好有聖經陪伴，讓他從中得到安慰。雖然那段時期他所讀的，除了聖經之外，還有其他中國古籍，如易經、佛經和儒家經典，可說是百家雜陳，令人眼花撩亂。但這正如百川匯海，把他帶到智慧的根源去。他最終所選擇的就是基督信望愛的真理。他寫信對我說：「大哥，對基督，對聖經，我本身就經歷了一個從叛變走向歸順的過程，最後回歸基督，也不僅僅是因為出了事。之前已經somehow聽到主的呼喚。」他說的是，他不是那種隨便改變信念的人，這次付上沉重代價的經歷，令他更確定自己的選擇。　　最近，程翔在來信中表達出他的感恩之情。其實，照他自己的說法，這種感恩情懷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他說三年前開始，他對美國人的感恩節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sentimental attachment。不久便總結出感恩、惜福、隨緣、知足這八個字，作為人生快樂之本，且在朋友中間不斷講述這種新體會。朋友都笑說他這八個字融匯了基督、佛、道三家的思想，他自己倒也不知是不是，他說，總之這八個字是來得很自然。　　接著，他又從感恩的情懷跳躍到心境愉快的境界。在此之前，他對於坐牢這件事，一直是氣憤難平的，他問，這種不幸的事為甚麼發生在自己身上？他一生從事新聞工作，很難接受不問「為甚麼」的這種求真精神。儘管人們對「為甚麼」不會有很令人滿意的答覆，但不問則無法找到問題的癥結。對他來說，where 及why都是記者工作中五個W必問的其中兩個。但神又藉著一件事叫他釋懷，甚至於一洗兩年多以來的沉鬱。他最近來信說：「我在十二月下旬報紙上讀到一條新聞後，馬上醒悟到這次坐牢的意義。在您送給我的書中，都強調可以從每個不幸的事件中，看到主自己的安排。這個觀點，在《荒漠甘泉》一書中特別強調。初接觸到這些觀點時，一是不太明白，二是反問why me？為甚麼要我來承受這些不幸。及至看了這則新聞後，馬上意識到為甚麼說主有祂的安排，同時也回答了 why me？的問題。所以一時間變得很高興，特別在上個月家屬會見前一兩天，心情更是十分愉快。那種感覺是入獄以來未曾有過的。」究竟是甚麼新聞令他頓然領悟，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有祂的方法向不同的人發出不同的啟示。程翔表示，如今他明白了Live the Christ’s way 這話的意義，也懂得只有以這句話來鞭策自己，人才能承受人生中一切不幸和痛苦。　　程翔的蛻變，對他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他將來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作為他的親人，作為關心他的弟兄姊妹，我們祈求神繼續保守他的信心，保守他的健康。在 2008/2/7，Yan Wai 撰寫：信報財經新聞 P07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8-02-06 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　　早在程翔兄被捕之前好幾年，左派圈子當中便有向外傳言，對他進行持久的「人格謀殺」。筆者與程兄相識於三十多年前香港愛國學生運動之中，完全清楚他的人格，故對上述中傷之言，嗤之以鼻，及至後來程兄收押下獄，筆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冥冥中早有部署。　　一九七二年，程翔和筆者都在中學任教，是冬，九龍灣安置區大火，上千災民無家可歸，筆者帶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議員張文光）到災場訪貧問苦，碰上一群另一間學校的學生，由他們的老師帶領；筆者與這位老師寒暄數句，便知是同道中人，彼此互通姓名，遂結成大半生莫逆之交，此人便是程翔。其後不久，程兄因為國家需要，參加本地愛國單位《文匯報》當記者，筆者則留在「白區」工作。當時愛國報紙記者的薪水很低，幾百元左右，像他那樣港大經濟系畢業的，加一倍亦不過千，只及政府津貼學校的三分一或一半不到；如此一幹十五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該報痛心疾首開了「天窗」之後，才與幾十位同事一起洒淚離開愛國陣營，自我流放。其後的事，港人知之甚詳，不贅。　　零五年，程兄遭劫，筆者曾對本報記者說：「面對一個在這種事上屢屢犯錯的中央政府，我當然是相信我的老友程翔。」屢屢犯錯者，有史可尋；遠的不說，就拿八十年代初的黃賢事件，便可見一斑。黃賢是我們那一輩留美學生中的表表者，香港男拔萃畢業，哈佛大學和哈佛法律學院出身，是公司法專材，亦是當年美國 Baker & McKenzie 律師行中屈指可數的中國人，更是當時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魚台運動」的積極分子。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這位老保釣二話不說，應召回國教授西方商業法，八十年代初，被當時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控以「間諜罪」，判獄十五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換了三位總理之後，國安局正式承認錯判，黃賢才離開中國。黃賢案是國安局偵辦的第一宗案，卻非第一宗冤案；此前三十多年裏，政治冤案罄竹難書，人民並沒有憲法上寫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知識分子，喪失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卻是常有的事，故筆者上述對記者之言，並非無的放矢。　　政治自由的概念，在中國出現較晚。一八二二年，英人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了一本《字典》，把 liberty一詞譯為「自由之理」；同為英人傳教士的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一八四七年編的《英漢字典》中，則譯為「自主，自主之權，任意擅專，自由得意」。以中文故有的「自由」一辭解釋 liberty 這個政治概念，自此始。具體介紹此西方概念的內涵，則首見於一八八七年《申報》一篇題為〈論西國自由之理、相愛之情〉的文章，其中一段說：「西國之所謂自由者……，雖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消之。蓋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義，非一君一人所能予奪其間，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維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愛，懷刑而畏罰，雖至老死，不涉法庭、不見官長，以優游於牖下，即貧且賤，何害焉。此之謂自由。」亦即是說，法治之下，人民才有政治自由。程翔被控，重要證據是他和「台灣歐亞基金會」有聯絡；此會當時在中國，只是被當局認定為「間諜外圍組織」，依內地本來法規，與此等組織接觸，不能作為定罪的法律依據，但當局為了定罪，臨時釋法，認定「外圍組織即間諜組織」。如此「法治」，程翔當然沒有政治自由了。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好人程翔，終於獲得人身自由。程兄身繫囹圄的日子裏，香港眾多人士，不分左、中、右，落力營救，或在台前、或在幕後，結果成功了。程兄在獲釋後的公開聲明中，特別感謝特首曾蔭權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在此事上出力，筆者因此亦衷心向曾特首和特區政府就此事致萬二分謝意。不過，一雞鳴，一雞死，中國的政治自由總量，昨天似乎並沒有因為程兄獲釋而增加分毫。內地民間反貪腐作家呂耿松，同一天被判入獄四年。呂是有名的「老運動員」（八九輩民主人士），近年在網上發表百多篇揭發內地官員貪污瀆職的文章，不少人恨之入骨，去年八月被捕，十月被控「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和「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月二十二日審訊，昨日於杭州市中級法院判刑。他的網上文章不見了，網民為他「說句公道話」的很多。　　中國無深厚的政治自由傳統，中國人卻有敢於「說句公道話」的歷史。范仲淹名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靈鳥賦〉答梅堯臣），比美國開國元老 Patrick Henry 說的「不自由，毋寧死」，還早了七百四十年。被控間諜罪失去自由近三年：程翔獲假釋亞洲時報在綫中文版 - ...

杜光：准备应答警察的提问

前两三天，有三位朋友先后在电话里告诉我，印售被查禁图书的陈昭和他的女儿已于前几天被拘留，几百近千册图书被没收，罪名是非法销售盗版图书。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取证，这三位朋友所在地区的派出所分别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从陈昭那里购买图书的情况，准备作为起诉陈昭的证据。派出所的警察还告诉他们，陈昭已经承认近几年从中获利约20万元，已构成犯罪。朋友们知道我也曾在陈昭那里买过书，所以通报这个情况，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近几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很有学术价值或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书籍无法在境内出版，不得不送到香港或国外出版，而印出来后又不能在境内发行，从境外带进来则往往被海关没收。这是某些高品位著作在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的第一种境况。第二种境况是，有些学者自费印刷，不作为正式的出版物，只是馈赠亲友留念或同好交流，也往往遭到没收的命运。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家庭》等佳作的作者何家栋，去年10月病入膏肓时，家人和朋友为他编印了《何家栋文集》上下册，希望能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印刷文集的印刷厂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抄走。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怀着遗憾离开人间。第三种境况是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发行后被中宣部组织的新闻检查官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下达禁令，不许发行，如三年前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往事并不如烟》，今年初曾一度被禁、网上反应沸沸扬扬的八本书。由于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我国在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十分落后，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我们除了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为此，需要大量展示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以开启民智。许多有良心的学者、思想家，正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投入“两真”（真相、真理）的研究和论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无法正式出版，或虽然出版却仍遭查禁。但这些著作既承载着真相真理的内涵，自然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需要，人们一有风闻便到处搜求，于是就有了这一类盗版书的出现，它适应了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进展。与那些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的盗版书不同，处于上述三种境况下的著作的盗版书是被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青年学生都需要这一类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开启蒙昧，探求真理，修养悟性，而文化专制主义却严加查禁，这才为这类盗版书提供了机会。它是盗版书，是非法的；但它有利于民众的开智启蒙，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赏陈昭的所作所为。他翻印销售上述三类书，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触犯了文化专制主义，却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虽罚犹荣。就我个人来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把文化和理论思想定于一尊，扼杀高品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势必带来低品位、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大肆泛滥。当年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统治者只供应混合面，老百姓吃不到到窝头和大米白面；今天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也是只让民众听一种声音，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谀词，使广大民众严重缺乏精神营养。陈昭父女向民众输送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多少可以弥补社会的这个缺陷。这是贡献还是罪行？问题不是十分明显吗？更值得称道的是，陈昭父女对维护宪法的尊严，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前述三种境况的著作被剥夺了出版和发行的自由，这个举措是违反宪法的。陈昭父女以印售盗版书的非法方式，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畸形的现实，是当前畸形的法制现象的反应。执法者以非法的罪名刑拘公民，自己却犯了违反宪法的罪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官们无论用什么藉口，都不能改变他们违反宪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可以以权掩罪罢了。在这个事件里，违法的首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他们违法在先，陈昭违法在后；他们违反的是国家根本大法，陈昭违反的只不过是部门法。要克服老百姓的违法行为，首先要追究执法者的违宪行为。至于陈昭没有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事实，但登记了就可以销售这些被查禁的盗版书吗？还能为社会作出这些独特贡献吗？他们父女二人四五年来辛勤劳作，提心吊胆，才挣到20万元利润，每年不过四五万元，能说是非法暴利吗？最后，还有一点似乎不能不说。那些被查禁的书（至于已经写出却因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而不能出版的书稿就更多了），不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来说，都是当代书中精品，体现着中国现阶段的优秀文化。借用近几年官方的常用语，可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偏偏是这些“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的著作，却被自称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党所拒绝，所查禁，这是十分滑稽、十分荒唐的。陈昭父女销售这些被查禁的书，毫无疑问是在传播先进文化，却得不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采用违法的方式，这就有百分滑稽、百分荒唐了。而这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人，居然还被“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拘留抄家，大批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被没收，这岂不是千分滑稽、千分荒唐吗？而这一切都成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自我否定，呈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真面貌，通俗一点说，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简直就是万分滑稽、万分荒唐了。想到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真是可笑！可恨！可悲！马克思曾经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我想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查禁这一类盗版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文化专制主义。”

朱健国：知识分子：“十七大无希望”

对十月十五日开幕的中共十七大将如何影响中国，笔者在国庆期间以随机方式电话採访了吴冠中、贺卫方、章诒和、徐友渔、萧夏林、白桦、王怡、胡发云、左方、袁伟时、焦国标等各类文化人，发现：对十七大「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谢绝十七大着名画家吴冠中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年七月喜度「米寿」时在报刊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掀起一轮继承赵丹遗志、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新热潮。此次吴冠中先生语调平和地告知—— 虽然上面已将他「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的批评视为「正常意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给他送了生日贺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参加旁听十七大会议，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统战名人」工作，坚决谢绝参加十七大，定於十月十五日到杭州主办自己的个人画展。「现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能很难改。只有慢慢来。」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个个人画展重要！吴冠中之外，还有多少人「谢绝十七大」？此事让人们深思不已。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自由思想者领军之一）：我对它（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像他们那个会真的就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爷发善心。奥运会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言论空间的尺度，我以为可能要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要好一点. 极端绝望派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对十七大）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可能往前推动。（连打个补丁的希望都没有。）胡发云（武汉着名独立作家，禁书《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识性的东西，能打响，主要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很僵硬很封闭的现实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对十七大基本上没有预期，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绝对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大，如果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就是开到一百大也不行。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几大几大了，就不断地在寄予希望；从九大开始，一大一大地开，我们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次没吃饱，又寄希望於下次。我记得九大时，我在农村下放，农民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连夜游行，唱得全中国热血沸腾.结果呢，一直没有真正的东西。《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近日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以「没有新观点」拒谈十七大。晚清民国史专家袁伟时自称「一介良民」，虽然评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佈。这种乾脆「免谈十七大」的态度，似乎一种「眸子也不转过去」的轻蔑，「莫谈国事」，也可能是对十七大的一种极其绝望。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国内我现在一个字也写（发）不了。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对於十七大，第一，你什么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个（十七大）报告，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也就是维持现状，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东西它是不会动的。只能做一些枝节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桦（上海着名作家，电影《苦恋》作者）：十七大现在很难猜测.不过对民生问题可能要宽松一点，你看现在对罪犯的家属，都比较照顾，比原来宽松。对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我现在也不管它了。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录中国近六十年的文坛风云与灾难. 王怡（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商学院教授）：我最近没有大麻烦。对於十七大，我觉得不会松，一点都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小补丁，不会有大的希望。萧夏林（《北京文学》编辑，文艺批评家）：汪晖那些新左对十七大不会轻易表态.他们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义民生」，反腐败不反专制。永远不承认错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坚持不要脸比坚持真理还有趣。十七大后你权掌稳了，有问题还能赖谁？应当宽松一点.有可能到奥运会后才会宽松一点. 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南方都市报》「教父」）：十七大与十六大只是小笼子和大笼子的区别，「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还是笼子，而且变成「橡皮笼子」，某部分大一点，某部分小一点；因人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时大时小。对一般的民工大一点，对知识分子小一点，对异见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会有新的方针出台，大概的东西就是胡锦涛现在已公开讲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可能细緻一点，但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十七大是「换届不换代」（换汤不换药）。十六大这五年，胡锦涛只是试探性抛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到十八大才是换代，又是一代人上来了。十八大的领导虽然可能是胡锦涛中意的人，但毕竟是又一代人，是与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第四代人。胡锦涛这样的第三代人，是带红领巾长大的，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一九七七年高考后在改革开放世界民主空气进大陆后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绝不会与第三代人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锦涛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们这第二代都还要差，我们第二代像李锐他们「一二九」参加革命时，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锦涛这些第三代，读的书多是「卓娅与舒拉」，「雷锋的故事」，只知「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并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底色不一样，因而你想要他们有大的变革，太难了。在中国，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再一个，第三代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中间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为下岗工人和民工，顶端的是一些官员，中间（白领）层，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来填补.而到第四代接班后，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人，这一代人是绝不会倒退回头的。这是他们与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会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中国的实质变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后，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有废除「终身制」的贡献，但还是留下一个「三次交接班」悲剧：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与古代不同，那时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现在则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储君之后，先当五年儿皇帝，再当五年真皇帝，再当五年老皇帝。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我可能是看不到了。但中国的第五代也是一个未知数，我对他们忧虑最多，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空气中长大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不缺，但「一胎化」带来的好逸恶劳，极端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可能会成为「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对於中国新闻界，我原来寄希望於《南方周末》式的「打破真理报模式」，现在看来，很难，在已有的旧模式上怎么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前总编、《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在北京引进美国模式办《体育画报》中文版，给我启示，无论是中国的新闻还是中国的政治，最好的捷径，可能还是直接引进一个外来先进模式。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执政党水平低，由於长期的「真理报模式」，已造成中国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国平民对当局关闭封锁传媒的无动於衷，对异见人士受打压的冷漠，胜过鲁迅写小说《药》的民国初年时期。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先进志士和先进理念极其疏远时，这个国家也是很难进步的。二○○七年十月三日於深圳早叫庐

海内外关注:胡锦涛报告“民主”一词出现60多次温家宝发言谈改革强调人民有知情权

中新社北京十月十七日电题：政改求“活”局　中新社记者张量　　有媒体细读胡锦涛所作十七大报告发现，“民主”一词出现了六十多次。如此频度在以往中共政治报告中前所未有。这不仅宣示了“民主”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已占据重要地位，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步入新的境界。　　历经二十九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攻坚的关键时刻，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走出中国改革的幕后。十七大报告将“民主”作为助推器，用来激发中国政改的活力。　　这份报告里，中共第一次提出把民主视为“生命”。胡锦涛铿锵有力地宣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作为执政党，胡锦涛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有论者认为，这确立了民主在中国未来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乐观的观察家说，这标志着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时代的开启。　　这份报告里，中共对“民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完整的“中国论述”。既涵盖了民主的普世共性，也充分表达了 “中国民主”的个性，明晰地勾画出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活图景。中共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渐进、稳健的中国式增量民主也日渐得到更多人的接受。　　在与民主多年的“小步共舞”中，中共日益认识到民主赋予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经济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此，中共既将民主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目标，也将民主作为激活中国政改的关键元素。中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内强调党员的主体性， “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激发党内民主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培养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加强党际民主协商，增加民主人士担任正职，调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　　同时，在民主的增量过程中，中共逐渐熟悉了民主的节拍，步子越来越自信，并且以创造力踏出了“中国步调”。从近三十年的改革经验中，中共认准了一条规律：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必须以稳健的中国步调前进。只有适合中国心跳的政改舞步，才是中共不二的选择。　　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前路仍然漫长而艰辛，落后体制滋生的腐败现象短期仍难于完全消除，但中共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以民主为落子，必然能够盘活中国政改这一跨世纪的棋局。　　十七大报告体现了中共对于创造崭新政治文明的信心，也显示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成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终将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新的亮色。对十七大报告“说文解字” 剖析中共“解放思想” 2007-10-20 ● 叶鹏飞(联合早报网) 　　对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媒体多把焦点聚集在当局对于民生议题的重视；在另一个攸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作为一个拥有超过7300万党员的执政党，要“集中统一”全党认识，尤其在需要协商妥协的后权威时代，更是个艰巨的任务。作为五年一次的纲领性文件，党大会报告无疑是位阶很高的政治宣示，因而更需要字斟句酌，谨小慎微。　　中国及境外媒体在检视十七大报告后都发现增加了一些新说法，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态文明”、“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文化软实力”等。　　如果深入剖析，其实还能够发掘出一些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金子，有助于了解中共在一些政策和立场上态度的变化。　　有记者便发现，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以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不同，从“增长”改成了“发展”，并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就教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不仅仅是字面改变　　朱之鑫回答说：“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 　　他解释说，经济发展方式所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相协调，以及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等。此外，用“发展”来代替“增长”，有利于正确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文字上的小变化，在报告中位置的更动，背后也大有文章。中共向来宣称对教育高度重视，然而之前都把教育放在文化类，当作是文化事业的内容，有记者发现，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并且把教育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章，显示中共已经把教育作为民生议题看待，而改善民生又是当前中共施政排序中的重点，相信今后对教育应当会有更多的投入。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报告对外界所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应，虽然大体上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惊喜，然而“公民意识”的提法首次出现，却代表着中共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报告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而且后面还补充说明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与十六大报告对比，有本质上的进步。　　五年前的报告只说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没提到“公民意识”，而且是放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那一章；十七大报告关于“公民意识”的说法，出现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章。　　五年来对于“公民”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十六大报告同样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增加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六大报告说“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比较保守的讲法，而且还加上了“完善诉讼程序”的民事司法前提，十七大报告直接说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而且前提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显然，十七大报告对于“公民”的认识要比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同样是“民”，“公民”与“人民”的不同，就如朱之鑫所言，“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字的改变”。　　“人民”是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是可以成为专政的权力基础和借口，不服从专政的对象往往都被冠上“人民敌人”的帽子而残酷镇压。“公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是一个个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政治个体，不是任何集团可以轻易垄断解释权的概念，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在政治上“代表”的对象，要成为公民在政治上的合法代表，必须经过一套公开公平的委托程序。　　从这个意义而言，说中共确实有在十七大报告中体现它自身要求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十七大报告的主要精神还是在坚持中共的一党执政。从对“公民”的论述分析，可以理解为中共仍然以为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公民社会的现代成熟水平，因此才需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但是反过来看，一旦中国公民社会逐步成型，必然会要求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政体，十七大报告对“党内民主”和权力监督的大篇幅阐述，毋宁说是为迎接那个时代来临所进行的政治准备。孙文广：该给温家宝投一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在"十七大"四川组上的讲话，耳目一新，立刻找来报纸，并从网上下载了八常委的讲话，经过比较，温的表现不一般。现在把八常委讲话加以简单比较，将温家宝的讲话附在后面，供参阅。中共高层神秘莫测胡锦涛报告是集体产物十七大上胡锦涛的报告，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讨论结果，它的产生先后要通过常委、政治局、七中全会，是集体产物。中共高层讨论，对外完全保密，选举票数从不公开，常委们个人观点是什么，外界很难了解，这给人一种神密感，这种神密化对于维持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很必要的，但对于中国的民主，却是个不利因素。这次中共"十七大"会场高处悬挂两条标语，一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两条基本上体现了"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高层整体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其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更没有政治改革。中共历来有"统一思想"的传统，能够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看出一些差别是很不容易的。看八常委分组会上讲话八个常委到十七大各组参加会议，他们的发言，有的长，有的短，吴邦国有906个字最多，吴官正有478个字最少，胡锦涛也只有540个字，现在根据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来揣摩他们的观点和意向，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在目前，信息很难透露的情况下，看他们在分组上的讲话也是认识他们的一个视角。温家宝是讲"改革"、讲"法"的冠军温家宝在860个字的讲话中，提到"改革"有8次之多，稳居冠军。温家宝提到的"改革开放"（4次），政治体制改革"（1次）"经济体制改革"（1次）"政府改革"（1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次）。讲"改革"的亚军是吴邦国，有5次之多，其他的常委提到"改革"就相对较少。温家宝讲话中提到"法"11次，（包括宪法4次，法制2次，依法行政2次，以法治国1次），讲"法"的第二名是吴官正，讲到了"党纪国法"。其他的常委很少提"法制"或"法治"。但是这些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想法。喜看温家宝十七大讲话温家宝在短短的讲话中，反复讲"改革开放"、讲"政治体制改革"、讲"宪法"，联系到他常讲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给人一个政治改革派的印象。中共高层不透明，所以大家只能雾里看花，不知谁是谁非。现在透过迷障，我初步判断，温家宝可能是一位政治上的改革派，但愿不是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希望中共（政治）改革派能进被选进高层，温家宝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选举是十七大重头戏十七大重头戏是选举，投票选举关系谁上谁下，关系到改革派能否进高层，选中央委员，是重要一关，很多人关心"十七大"的选举结果，有人在议论明年人大，温家宝可能转任人大委员长，我看是有可能的。温家宝的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我如果是"十七"大代表，我一定会投他一票。 2007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 [附]温家宝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387161.html 温家宝在参加四川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电 10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温家宝同志参加党的十七大四川代表团讨论。他指出，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温家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温家宝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正确抉择。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只有真正地、持久地、全面地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温家宝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民主法制。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完善法制，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他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一代一代人长期奋斗下去，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巩固和发展。　　温家宝还着重谈了政府改革。他提出，政府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务实高效、清正廉洁。依法行政，就是要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公开透明，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工作都要公开。务实高效，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清正廉洁，关键在制度，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权力制约的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朱健国：何家栋死于看病不自由

——何家栋先生周年祭一转眼，何家栋先生去世周年的祭奠日到了——海内外学人钦敬的“红色出版家”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本来朋友们想好好给何家栋先生办个周年祭，但何家栋先生不但生不逢时，死也与皇家庆典相冲，去世时是“十七大筹备关键期”，仅仅两天就被迫在京匆匆火化！大部分亲友无法话别，无一纸媒能“违法”发表一点纪念文字；原想在周年祭时弥补一二，不料“祸不单行”，周年祭时又巧逢“十七大隆重召开”，万物须避讳，连亲友们想写几句家常话悼念一下，也只能是“呤罢低眉无写处”，“满城警服寒如冰”。可怜自幼向往自由民主理想的何家栋，冒死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不但一生苦求出版自由而不得，六十多年，年年南辕北辙，连去世时想要点“从容辞世”的自由，周年祭想自由倾听几句亲友家常，也因“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肃静，大陆媒体一律戒严，万难如愿。呜呼，何家栋先生好苦好苦，生无自由，死也不自由，永远陷入奴役，真是古今中外悲剧一绝！此时此刻，先生在九泉做什么？他在感叹孤独寂寞？他在抗议十七大继续“伪现代化”的假和谐？他在致意朋友，滴水终能穿石，无须为他伤悲？一切都可能，但我更相信何家栋先生仍在挥笔“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何家栋先生向来以披露“暴力社会主义”真相为己任，他一定正在撰写一些新的“伪和谐”真相——比如，许多中国人现在正因不合理的医制度而看病不自由，常常死于非命——何家栋自己就是死于看病不自由的“医保改革”啊！据何家栋先生一个同事介绍，北京同仁医院并非治疗肺癌的最佳医院，但由于何家栋的单位工人出版社的医保定点在北京同仁医院，所以何家栋明知北京有更好的治疗肺癌的医院，他也不能去，因为穷困不堪的何家栋无力自负肺癌所需的高额医药费，只有按医保定点规则，到并不能有效治疗肺癌的北京同仁医院凑合。其间何家栋因无法忍受北京同仁医院的无效医治，两次跳楼自杀未遂。何家栋本来忝列高干，原来可享受高干自由到任何医院看病的方便，但2002年，北京99万公务员及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职工，与实行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制度挥手告别，加入已在企业推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一医保改革，本来是减少官民差距的改革，但由于政府在企业界推行医保制度时，制定了不合理的“医保享受者只能到单位指定医院看病” 医保制度，这一不合理的苦果便让加入医保制度的公务员也受苦不尽了。尽管“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高于一般企业参保职工的医保标准”，高干的医疗补助标准又高于一般公务员，但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弊病仍“一视同仁”，未能及时改革，因为真正有权修订政策的是省部级高干，而省部级高干又不在“公务员医保改革”范围之中；仍然可以随意选择医，尽情用好药的省部级高干，根本体会不到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痛苦。不要说一般职工、公务员的呼声省部级高干难以听进，就是何家栋这样的厅局级高干的诉苦，也难以让省部级高干真正重视；至于庙堂的最高层，更是只喜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臣良民，对于天天叫医保改革不合理的人，只会，赐予“自由化”分子的冷遇。于是，北京市600万医保享受者和全国亿万医保享受者一样，至今只能在单位指定的医院看病。而一些单位在指定医保医院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单位领导和实权人物与医院的关系——许多医院为了争取成为更多单位的医保医院，广开财路，不惜采取种种腐败策略拉拢一些单位的权势者，那些本欲腐败的单位权势者，正中下怀，任凭医保享受者怎样提意见，也坚决“四个坚定不移”。从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来看来，中共将大打“民生牌”，一些官员津津乐道“预计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全民医保’，届时医保制度将覆盖全国13亿人口”，且不说这一“形象工程”能否逃脱吹牛之命，即使真正实现，其医保制度带来的“看病不自由”，医保制度带来的医院乱要价等弊端，仍然会使许多人不明不白冤死——连何家栋这样的局级高干都难免死于“看病不自由”，又遑论一般公务员和广大普通医保者？如果何家栋先生享有“看病自由”，至少要多活几年！也许今天仍然在演说“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然而，中共党员何家栋竟被中共制定的“看病不自由”夺去生命一年了！何家栋先生冤啊！何家栋先生曾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依先生之风，在此，我要呐喊：为何家栋先生死于“看病不自由”申冤，就是为我们自己争取“看病之自由”！ 2007年10 月 15日于深圳早叫庐

孙文广：该给温家宝投一票

电视上看到温家宝在"十七大"四川组上的讲话，耳目一新，立刻找来报纸，并从网上下载了八常委的讲话，经过比较，温的表现不一般。现在把八常委讲话加以简单比较，将温家宝的讲话附在后面，供参阅。中共高层神秘莫测胡锦涛报告是集体产物十七大上胡锦涛的报告，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讨论结果，它的产生先后要通过常委、政治局、七中全会，是集体产物。中共高层讨论，对外完全保密，选举票数从不公开，常委们个人观点是什么，外界很难了解，这给人一种神密感，这种神密化对于维持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很必要的，但对于中国的民主，却是个不利因素。这次中共"十七大"会场高处悬挂两条标语，一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两条基本上体现了"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高层整体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其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更没有政治改革。中共历来有"统一思想"的传统，能够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看出一些差别是很不容易的。看八常委分组会上讲话八个常委到十七大各组参加会议，他们的发言，有的长，有的短，吴邦国有906个字最多，吴官正有478个字最少，胡锦涛也只有540个字，现在根据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来揣摩他们的观点和意向，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在目前，信息很难透露的情况下，看他们在分组上的讲话也是认识他们的一个视角。温家宝是讲"改革"、讲"法"的冠军温家宝在860个字的讲话中，提到"改革"有8次之多，稳居冠军。温家宝提到的"改革开放"（4次），政治体制改革"（1次）"经济体制改革"（1次）"政府改革"（1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次）。讲"改革"的亚军是吴邦国，有5次之多，其他的常委提到"改革"就相对较少。温家宝讲话中提到"法"11次，（包括宪法4次，法制2次，依法行政2次，以法治国1次），讲"法"的第二名是吴官正，讲到了"党纪国法"。其他的常委很少提"法制"或"法治"。但是这些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想法。喜看温家宝十七大讲话温家宝在短短的讲话中，反复讲"改革开放"、讲"政治体制改革"、讲"宪法"，联系到他常讲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给人一个政治改革派的印象。中共高层不透明，所以大家只能雾里看花，不知谁是谁非。现在透过迷障，我初步判断，温家宝可能是一位政治上的改革派，但愿不是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希望中共（政治）改革派能进被选进高层，温家宝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选举是十七大重头戏十七大重头戏是选举，投票选举关系谁上谁下，关系到改革派能否进高层，选中央委员，是重要一关，很多人关心"十七大"的选举结果，有人在议论明年人大，温家宝可能转任人大委员长，我看是有可能的。温家宝的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我如果是"十七"大代表，我一定会投他一票。 2007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 附上温家宝讲话。温家宝讲话摘录：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正确抉择。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只有真正地、持久地、全面地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民主法制。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完善法制，以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一代一代人长期奋斗下去，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巩固和发展。政府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务实高效、清正廉洁。依法行政，就是要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公开透明，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工作都要公开。务实高效，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清正廉洁，关键在制度，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权力制约的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