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Ca Express

generalFebruary 8, 2008 5:07 pm

何時才能有個「生平」?-趙紫陽逝世三周年祭  大陆·欲晓

趙紫陽叔叔離開我們已經三周年了。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懷念著他。

去年《炎黃春秋》第七期刊登了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的文章《國務院大院的記憶》,讚揚趙紫陽任總理期間國務院的優良作風,並刊登了一幀趙紫陽和田紀雲在河南考察時的照片。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競相購買這期雜誌。我家附近郵局的《炎黃春秋》幾天就被搶購一空,後來又從雜誌社購進七十冊,仍供不應求。賣雜誌的姑娘指著雜誌封面上的要目對我說,「都要看這篇文章」。然後翻開雜誌,好奇地指著照片中的趙紫陽問:「他是誰?」

他是誰?趙紫陽離開政壇不到二十年,在全國媒體對「趙紫陽」這個名字的全面封殺下,一代青年已經不認識這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開拓者,也許更不知道這位前黨中央總書記被非法軟禁了十五年。這真讓我為我們民族被強迫斬斷記憶悲哀。但田紀雲副總理的文章能夠發表,又讓我感到欣慰和驚喜,這是不是預示著堅冰正在被打破?

然而,在我近日參加陶鑄伯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得知陶鑄紀念畫冊中一幅陶鑄和趙紫陽的合影竟然被中央有關部門審查時撤掉;紀念文集中一篇趙紫陽署名的回憶陶鑄的文章也被刪除,而這篇《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一九七九年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這讓我很失望,感到不可思議,中央有關部門審查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林彪的照片不是也陳列在國家級博物館十大元帥的照片中了嗎?

三年前紫陽叔叔辭世時,新華社報道趙紫陽送別儀式的消息是這樣寫的:「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且不說該如何評價八九政治風波和趙紫陽的「錯誤」,文革中陶鑄被迫害致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十多年後才發生了六四事件。趙紫陽與陶鑄的合影當然是在趙紫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的時期拍攝的。為什麼這樣一張歷史照片不允許登載呢?

確實,上述引文是新華社播發的新聞稿,不是中共中央為趙紫陽做的「生平」。這讓我進一步體會到三年前紫陽叔叔去世的時候,趙家子女為什麼那樣執著地要求中央為父親做一個「生平」。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老人去世,一月二十九日才舉辦了送別儀式,拖延了整整十二天。外界報道說,由於子女對「生平」不認同,導致喪事辦不下去。這是太不瞭解中國的政治了。在中國的體制下,個人同不同意組織的結論毫無意義。但討論喪事,老人「生平」問題確實是個焦點,對話過程一波三折,如今回憶起來仍然耐人尋味。

「生平很快就可以拿給你們」

老人去世的第二天,一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幾個特殊來客進入了富強胡同六號。他們不佩戴白花,重重的腳步透著居高臨下的威風,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木然的臉上沒有一點對逝者的哀悼和對家屬的同情。在趙家人的引導下,他們到老人的遺像前草草鞠了個躬,就坐進休息室。這四、五個人就是中央辦公廳M副主任、中辦秘書局W局長,一個處長,秘書以及記錄員等。

接著,就開始了辦理喪事的第一次對話。趙家出面的是雁南的丈夫王志華、五軍的妻子李娟娟。

王志華原來是軍隊師級幹部,年輕有為。「六四事件」發生後,按照「中國特色」的幹部政策,他被送往國防大學「學習」,學業結束後「等待分配工作」,一掛就是十年。他主動要求復員,成為沒有「單位」管理、沒有公費醫療等福利保障的布衣百姓。「六四」後,趙家兄弟被迫流亡海外,他和雁南始終陪伴在父母身邊,從中南海到富強胡同,他們用親情溫暖著孤寂的老人。因此在辦喪事的分工中,趙家推舉王志華負責和「組織上」商談。

M先說:「趙紫陽同志去世了,關於喪事,你們打算怎麼辦?」

王志華沉穩地回答說:「我們在這裡住了十五年多了,我們家的事,什麼時候我們能自己說了算?這我們還不懂?」

M主任並不反駁王志華的話,訕訕地笑了笑,說,這些年中央的精神是喪事從簡,不要太鋪張等等。然後說:「喪事早辦,對你們好,對我們也好。喪事組織上承辦,希望你們配合組織。」

王志華說:「我們希望父親的喪事辦得組織上滿意,家屬滿意,全國老百姓滿意。這應當是不矛盾的。既然是組織上辦,你們得先拿出個方案來,要不我們配合什麼?一個是悼念活動的規模,什麼人能參加。十五年了,許多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人,你們都沒讓見。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希望讓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人都能最後見老人一面。還有一個『生平』問題,我們想看看。」

在中國,除了文革時期的非正常狀態,一般「組織上」管的人去世時,都會由所在單位寫一份「生平」,簡述逝者一生的主要任職,再給予一個評價,送別儀式上印發給前來吊唁者。既然趙紫陽的喪事由「組織上」承辦,當然要由組織上為他寫個「生平」。

趙家子女要求有這份「生平」。

M主任吭哧半天,終於說:「生平的事,你們怎麼想?」

王志華說:「這不是我們怎麼想的事。對父親,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看法。他是個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包括最後這十五年,佔了他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組織上是不是應該對他有個說法?」

M憋了半天,強調說:「寫這個生平就繞不開六四,六四的事不能改。」

王志華說:「不管你怎麼寫,你要把生平拿來給我們看,看了再說我們的意見。」

M說:「生平很快就可以給你們看。簡歷部分如果有不準確的地方你們可以改,但關於六四,一個字也不能改。」

一月十九日,M主任等人上午下午各來了一次,說中辦決定在八寶山舉行一個遺體送別儀式,希望盡快把喪事辦了,希望家屬配合。如果要寫生平,六四結論不變,「六四是個事實。」

志華和娟娟針鋒相對地說:第一,生平不管寫成什麼樣,你拿給我們看書面的東西。第二,要寫上最後這十五年。十五年軟禁也是事實。

M說:「十五年的處理是組織決定的。你也是共產黨員,應當理解。」

這話讓王志華激動了,時至今日,黨中央「組織上」什麼時候給趙紫陽做過「軟禁」的決定?他嚴正地說:「共產黨要講真理。父親至少給你們寫過十封信,抗議你們剝奪他的人身自由,你們都不回話!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父親最後一次約見中辦就是你來的,他要求結束軟禁,要求會客自由。當時他說,對待不同意見的人,或者你們說的犯錯誤的人採取軟禁的辦法,監視居住的辦法,開了個很壞的先例!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頁!到他走你都沒答復,是不是也要有個說法啊!」

對王志華的斥責,M主任不做聲。

生平是「辭典加處分決定」

一月二十日下午,M主任一行再來談。這是第四次對話了。

話題依然不變,主要是談「生平」。W局長拿出一本《中國共產黨名人大辭典》來,這是上世紀八○年代出版的,記載著歷代中央委員的簡歷。W翻開一頁,上面有「趙紫陽」的條目,內容是他的出生年月地點和曾經擔任過的各種職務;又拿出一本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翻開「對趙紫陽同志處分決定」,說,「要是寫生平,就以這兩份東西為素材。」

王志華說:「你別和我說什麼素材,我不知道這一段加那一段是個什麼東西。既然素材這麼明確,你們就把它加好了,弄成一個完整的文字給我們看嘛!」

M說:「你看,寫生平繞不開老人的錯誤,老人已經去世了,重提老人的錯誤,對老人不好,對你們也不好。是不是就不要寫生平了?」

娟娟說:「只要實事求是,這不是對我們好不好的問題。」

M再說:「不搞生平,我們可以在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上適當增加一些對老人的恰當的評價。」

王志華回答:「老人去世,你們的報道加標點符號才幾十個字?八十五歲的老人,一年都攤不上一個字!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你們也拿書面文字來讓我們看,不能你說恰當就恰當啊!」

「中央決定不作生平,不討論」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許,M主任一行人又來了。這是第五次對話。一開始,他就明確地說:「中央決定不做生平了,這個問題不討論了!」

趙家人站起來就要走:「不討論了你們還來幹什麼!如果是中央的決定,就請你給我們寫一個正式的通知。」

M很尷尬:「咱們還是要談談,要談談。」

王志華說:「短短幾天,關於生平你們有三個版本了,開始說很快就可以拿給我們看,後來是以辭典加處分決定就是生平,現在又說是決定不做生平了,你讓我們怎麼想!父親作為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過了十五年軟禁生活,怎麼就沒個說法!」

對方說:「畢竟紫陽同志情況特殊,和其他人不一樣……」

王志華追問:「不同在哪裡?是官不夠大?黨齡不夠長?」

這時,M主任說:「唉呀,你別老說十五年了。做為一個普通黨員,國家給了他那麼高的工資,那麼好的待遇……」

十幾年來,對老人的境況趙家聽到過各種議論,卻頭一次聽到竟然還有人羡慕老人的工資!王志華對M主任說:「對呀,你可以都寫進去!寫上作為一個普通黨員,組織上給了他很高的工資,很好的待遇,就是沒給他普通黨員的自由!你還可以寫上對他有六條規定,他執行得怎麼樣?都寫上嘛!」

六條規定是一九九二年喬石來宣佈審查結論時通知的,內容有:不許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園去;不許到沿海地區以及敏感的地方去;不許接見外國記者;可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等。除了這些限制行動自由的明確條例,我順帶說一下,趙紫陽是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都沒有出席大會。聽到新聞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請假」,他對家人說:「我可沒請假,將來這也是個事兒。」從一九八九年到二○○四年,十五年間召開了三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了三屆人民政府。按照黨章和憲法,至少進行了三次基層黨代表選舉和三次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但這位共產黨員卻從沒有參加過一次黨代表選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沒有得到過「選民證」,沒有在人民代表選舉中投過一次「莊嚴神聖的一票」!是誰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趙家人能不能起訴當事人?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除M主任外,還來了一個中辦人事局H局長,據說他是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趙紫陽八月二十一日和中辦談話時他也在場。

談了骨灰暫厝地點之後,又回到「生平」的問題,還是各說各的。M反復強調三句話:第一是中央決定不搞生平,第二是以適當的方式搞治喪活動,第三句是會給老人一個恰當的評價。

趙家堅持一定要有個生平,對一個老同志、老黨員,應當有。對第二、第三句話,即對「適當的治喪方式和適當的評價」,我們需要事先有個瞭解。

中辦的人反復表示希望儀式盡快舉行,甚至問:「如果不作生平,會不會影響送別儀式的舉行?」他的意思明顯地說,如果在不作生平的情況下開送別會,家屬會不會不參加?

王志華說:「喲,我還真沒想過。這事有聯繫嗎?我們目前的想法就是組織應當為老人作個生平,我們認為這很重要。」

M說:「你再考慮考慮,中央已經做了決定,我們還是要執行中央決定。」

王志華說:「第一,這個事不是黨員執行組織決定,服從組織紀律的事;第二,子女當中有人從來沒入過黨。」

「不寫生平是底線」

一月二十三日是一個星期天,老人辭世第七天。M主任來進行了第七次對話。

這一天,來人刻意要緩解前幾天的對立緊張情緒,增加一點溫情。M先說:「組織上對你們母親很關心,今後,只要老太太在世,這個房子還是你們家住,醫療呀,其他工作人員呀,都不變。她還是中組部管的老同志嘛。」

王志華說:「謝謝組織的關心。我們都自立了,有能力照顧好母親,只要按照規定保證母親的醫療,我們沒什麼其他要求。」

M主任再說:「關於骨灰,組織上同意你們先放在家裡。今後怎麼處理再和組織打招呼。」

W局長幫腔說:「你看,我們不是很快就達成協議了,對你們沒有什麼限制嘛!」

娟娟反駁:「你不要這麼說。正是因為你們的安排我們不能接受,才決定把骨灰放在家裡。」

M繼續說:「關於什麼人參加送別會的問題,家屬呀,生前友好呀,都可以來,其他人,只要你們提供名單,我們會盡量讓你們滿意,馬上通知他們。」

最後,又回到寫「生平」問題上。M主任說:「為什麼我們前面要說這麼多呢?就是為了咱們討論生平問題。」

王志華:「你的意思是交換?這是兩回事嘛!關於這個問題,彼此的意見相互都很清楚了。你的意見,一是生平不寫,二是搞一個適當規格的喪事,三是給恰當的評價。我們的意見,一是老人從入團算起,參加革命七十多年,組織上應當有個結論;二是對你們說的喪事的適當規格和對老人的恰當評價,我們要知情,不是你說恰當就恰當了吧!雙方的觀點不是沒闡述清楚,而是解決不了。」

最後,M急了:「告訴你,不寫生平就是底線。」

王志華回敬他:「你要是這麼說,那我也告訴你,要求寫生平也是我們的底線。現在兩個底線碰在一塊了,你看怎麼辦吧!」

談話再次陷入僵局,兩位來客愈發顯得焦躁。

王志華說:「我看咱們不必再討論下去了。我們已經談了七次了!還是找一位更高層的領導、也許有更高的政治智慧的領導,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吧。」

幾天的商談沒有一點進展。趙家子女們越來越體會到,為趙紫陽作一個生平是當局難以跨越的坎兒。還有什麼辦法能打破僵局呢?有人建議就寫一個簡歷,寫明什麼時間擔任什麼職務,至一九八九年六月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為止,不附加評價。但這個建議仍被當局否定了。

「生平和新聞稿是不一樣的」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中辦派車把趙二軍和王志華接到中南海的一個會議室,主持這次對話的是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L,他年輕精幹,談話用詞準確,思路清晰。

這次談話雙方開誠佈公,可以說談得很透。

L主任先說:「紫陽同志去世已經八天了,現在送別儀式還沒能舉行,很多事定不下來,我們就不能給中央寫報告。再拖下去,我們的壓力很大,你們的壓力也很大。」

二軍說:「我們沒覺得有什麼壓力。」

L主任繼續說:「坦率地說,我們有個不可逾越的問題,即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不管是生平、簡歷還是其他方式,這都是不可繞過的。我們決定簡歷、生平都不搞了。用發新聞稿的方式,對紫陽同志一生的工作,包括改革開放前期的貢獻給予一定的肯定。但是新聞稿也要提到四中全會的結論,因為這個結論是中央全會做的,不提這個結論,沒有辦法向全黨交代。」

他一再說:「做生平和發新聞稿是不一樣的,你們聽明白沒有?」

王志華還是重復自己的意見。他說:「對六四,老人至死都沒有同意對他的處理結論,他多次向中央申訴。我們子女也和老人的看法一樣,我們相信歷史一定會對六四有個公正的結論。」

L主任不接話茬,也不反駁。

王志華繼續說,「第二,十五年的問題。老人多次說過,對不同意見的人,或者你們說的犯錯誤的人採取軟禁的辦法,監視居住的辦法,開了個很壞的先例!黨的紀律處分裡有軟禁這一條嗎?刑法裡有軟禁這一條嗎?何況是軟禁終身!對這件事是不是應該有個說法?」

L仍然只聽不答。

「第三,黨組織給一位老黨員辦喪事,沒有生平,甚至簡歷都沒有,這在黨的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種做法會帶來什麼反應?」

L冷靜地聽著,委婉地說在新聞稿裡會增加關於趙紫陽所做貢獻的文字,「相信你們看了會比較滿意的。」

二軍激動地說:「現在死個小貓小狗都要有個說法啊,何況對一個老黨員!連個生平都沒有,還談什麼滿意不滿意!」

L則反復說,這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希望你們能體諒我們的工作層面,我們的壓力也很大……」

他反復強調:「生平、簡歷和新聞稿是不一樣的,你們聽明白沒有?志華,你聽明白了沒有?二軍,你聽明白了沒有?」

L不是用上級要下級服從組織決定的態度來談喪事問題,而是通過懇切的言辭,竭力表示這個做法是當局費了一番思考才做出的決定。

話說到了這個份兒上,為了父親早日安息,趙家同意盡快為老人辦喪事。

中辦負責人終於鬆了口氣。然而後來在送別儀式的具體時間、發放訃告的範圍和辦法、會場佈置、懸掛輓聯等等問題上,趙家人仍遇到了種種阻礙。一個一個問題扯皮,一個一個細節較勁,讓趙家人心生怒火,疲憊不堪。這其中暴露出來的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媚上欺下的作風、面對真理的膽怯我就不在這篇文章中贅述了。

一月二十九日趙紫陽出殯,送別儀式還沒結束中央電視台就播發了新華社的新聞稿。

海外評述關注了新聞稿這個形式,但似乎都沒有領會箇中奧秘。

現在,從我不厭其煩地詳述新聞稿的出籠過程中,各位讀者聽明白了嗎?我的理解是,第一,發佈新聞稿不是當局的敷衍塞責之舉,而是深思熟慮之策。新聞稿名義上的發出單位即責任主體是新華社,因而它不是正式的組織結論。中央迴避為趙紫陽作生平。這個舉措最重要的政治含義在於:十六屆黨中央沒有給趙紫陽蓋棺論定!

L主任強調「繞不過去」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給趙紫陽的定性是「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可是在所有官方文字中,「六四動亂」早已替換成「八九政治風波」,既然「動亂」不存在,何來「支持動亂」?越來越多的民眾質疑:黨的總書記在會議上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何以成了「分裂黨」?十六屆黨中央沒有重復前任中央對趙紫陽的誣衊不實之詞,也就沒有給自己背上政治黑鍋,顯然這是煞費苦心的明智之舉。

第二,儘管這個新聞稿的發出主體是新華社,但從形式到文字內容都是出自中央的慎重推敲。肯定趙紫陽在漫長的革命生涯特別是改革開放前期做出了貢獻,也應當是中央的評價。因此,封殺趙紫陽的名字、禁止談及趙紫陽功績的一切做法,可以認為都是違背中央精神的。

到二○○八年,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整整三十年了,據說中央正在籌備隆重的紀念活動。當年,圍繞真理標準的討論使當時的黨中央認真踐行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才有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三十年。回顧改革開放的功績,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能繞開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輝煌的名字嗎?

十六屆黨中央迴避對趙紫陽作出科學公正的結論,那麼,十七屆黨中央呢?

我們期待趙紫陽早日得到一個能夠永載史冊的「生平」。

二○○八年一月十七日

generalOctober 21, 2007 1:58 pm

 前两三天,有三位朋友先后在电话里告诉我,印售被查禁图书的陈昭和他的女儿已于前几天被拘留,几百近千册图书被没收,罪名是非法销售盗版图书。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取证,这三位朋友所在地区的派出所分别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从陈昭那里购买图书的情况,准备作为起诉陈昭的证据。派出所的警察还告诉他们,陈昭已经承认近几年从中获利约20万元,已构成犯罪。朋友们知道我也曾在陈昭那里买过书,所以通报这个情况,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

 近几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很有学术价值或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书籍无法在境内出版,不得不送到香港或国外出版,而印出来后又不能在境内发行,从境外带进来则往往被海关没收。这是某些高品位著作在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的第一种境况。第二种境况是,有些学者自费印刷,不作为正式的出版物,只是馈赠亲友留念或同好交流,也往往遭到没收的命运。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家庭》等佳作的作者何家栋,去年10月病入膏肓时,家人和朋友为他编印了《何家栋文集》上下册,希望能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印刷文集的印刷厂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抄走。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怀着遗憾离开人间。第三种境况是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发行后被中宣部组织的新闻检查官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下达禁令,不许发行,如三年前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往事并不如烟》,今年初曾一度被禁、网上反应沸沸扬扬的八本书。 由于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我国在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十分落后,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我们除了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为此,需要大量展示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以开启民智。许多有良心的学者、思想家,正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投入“两真”(真相、真理)的研究和论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无法正式出版,或虽然出版却仍遭查禁。但这些著作既承载着真相真理的内涵,自然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需要,人们一有风闻便到处搜求,于是就有了这一类盗版书的出现,它适应了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进展。

 与那些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的盗版书不同,处于上述三种境况下的著作的盗版书是被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青年学生都需要这一类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开启蒙昧,探求真理,修养悟性,而文化专制主义却严加查禁,这才为这类盗版书提供了机会。它是盗版书,是非法的;但它有利于民众的开智启蒙,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赏陈昭的所作所为。他翻印销售上述三类书,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触犯了文化专制主义,却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虽罚犹荣。就我个人来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把文化和理论思想定于一尊,扼杀高品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势必带来低品位、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大肆泛滥。当年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统治者只供应混合面,老百姓吃不到到窝头和大米白面;今天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也是只让民众听一种声音,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谀词,使广大民众严重缺乏精神营养。陈昭父女向民众输送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多少可以弥补社会的这个缺陷。这是贡献还是罪行?问题不是十分明显吗?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昭父女对维护宪法的尊严,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前述三种境况的著作被剥夺了出版和发行的自由,这个举措是违反宪法的。陈昭父女以印售盗版书的非法方式,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畸形的现实,是当前畸形的法制现象的反应。执法者以非法的罪名刑拘公民,自己却犯了违反宪法的罪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官们无论用什么藉口,都不能改变他们违反宪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可以以权掩罪罢了。在这个事件里,违法的首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他们违法在先,陈昭违法在后;他们违反的是国家根本大法,陈昭违反的只不过是部门法。要克服老百姓的违法行为,首先要追究执法者的违宪行为。

 至于陈昭没有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事实,但登记了就可以销售这些被查禁的盗版书吗?还能为社会作出这些独特贡献吗?他们父女二人四五年来辛勤劳作,提心吊胆,才挣到20万元利润,每年不过四五万元,能说是非法暴利吗?

 最后,还有一点似乎不能不说。那些被查禁的书(至于已经写出却因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而不能出版的书稿就更多了),不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来说,都是当代书中精品,体现着中国现阶段的优秀文化。借用近几年官方的常用语,可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偏偏是这些“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的著作,却被自称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党所拒绝,所查禁,这是十分滑稽、十分荒唐的。陈昭父女销售这些被查禁的书,毫无疑问是在传播先进文化,却得不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采用违法的方式,这就有百分滑稽、百分荒唐了。而这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人,居然还被“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拘留抄家,大批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被没收,这岂不是千分滑稽、千分荒唐吗?而这一切都成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自我否定,呈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真面貌,通俗一点说,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简直就是万分滑稽、万分荒唐了。想到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真是可笑!可恨!可悲!

 马克思曾经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我想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查禁这一类盗版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文化专制主义。”

generalOctober 20, 2007 9:27 am

对十月十五日开幕的中共十七大将如何影响中国,笔者在国庆期间以随机方式电话採访了吴冠中、贺卫方、章诒和、徐友渔、萧夏林、白桦、王怡、胡发云、左方、袁伟时、焦国标等各类文化人,发现:对十七大「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谢绝十七大

着名画家吴冠中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年七月喜度「米寿」时在报刊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掀起一轮继承赵丹遗志、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新热潮。此次吴冠中先生语调平和地告知——

虽然上面已将他「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的批评视为「正常意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给他送了生日贺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参加旁听十七大会议,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统战名人」工作,坚决谢绝参加十七大,定於十月十五日到杭州主办自己的个人画展。「现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能很难改。只有慢慢来。」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个个人画展重要!吴冠中之外,还有多少人「谢绝十七大」?此事让人们深思不已。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自由思想者领军之一):我对它(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像他们那个会真的就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爷发善心。奥运会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言论空间的尺度,我以为可能要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要好一点.

极端绝望派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对十七大)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可能往前推动。(连打个补丁的希望都没有。)

胡发云(武汉着名独立作家,禁书《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识性的东西,能打响,主要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很僵硬很封闭的现实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对十七大基本上没有预期,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绝对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大,如果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就是开到一百大也不行。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几大几大了,就不断地在寄予希望;从九大开始,一大一大地开,我们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次没吃饱,又寄希望於下次。我记得九大时,我在农村下放,农民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连夜游行,唱得全中国热血沸腾.结果呢,一直没有真正的东西。

《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近日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以「没有新观点」拒谈十七大。晚清民国史专家袁伟时自称「一介良民」,虽然评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佈。这种乾脆「免谈十七大」的态度,似乎一种「眸子也不转过去」的轻蔑,「莫谈国事」,也可能是对十七大的一种极其绝望。

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国内我现在一个字也写(发)不了。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对於十七大,第一,你什么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个(十七大)报告,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也就是维持现状,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东西它是不会动的。只能做一些枝节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桦(上海着名作家,电影《苦恋》作者):十七大现在很难猜测.不过对民生问题可能要宽松一点,你看现在对罪犯的家属,都比较照顾,比原来宽松。对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我现在也不管它了。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录中国近六十年的文坛风云与灾难.

王怡(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商学院教授):我最近没有大麻烦。对於十七大,我觉得不会松,一点都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小补丁,不会有大的希望。

萧夏林(《北京文学》编辑,文艺批评家):汪晖那些新左对十七大不会轻易表态.他们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义民生」,反腐败不反专制。永远不承认错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坚持不要脸比坚持真理还有趣。十七大后你权掌稳了,有问题还能赖谁?应当宽松一点.有可能到奥运会后才会宽松一点.

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南方都市报》「教父」):

十七大与十六大只是小笼子和大笼子的区别,「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还是笼子,而且变成「橡皮笼子」,某部分大一点,某部分小一点;因人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时大时小。对一般的民工大一点,对知识分子小一点,对异见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会有新的方针出台,大概的东西就是胡锦涛现在已公开讲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可能细緻一点,但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十七大是「换届不换代」(换汤不换药)。十六大这五年,胡锦涛只是试探性抛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到十八大才是换代,又是一代人上来了。

十八大的领导虽然可能是胡锦涛中意的人,但毕竟是又一代人,是与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第四代人。胡锦涛这样的第三代人,是带红领巾长大的,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一九七七年高考后在改革开放世界民主空气进大陆后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绝不会与第三代人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锦涛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们这第二代都还要差,我们第二代像李锐他们「一二九」参加革命时,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锦涛这些第三代,读的书多是「卓娅与舒拉」,「雷锋的故事」,只知「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并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底色不一样,因而你想要他们有大的变革,太难了。在中国,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再一个,第三代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中间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为下岗工人和民工,顶端的是一些官员,中间(白领)层,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来填补.而到第四代接班后,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人,这一代人是绝不会倒退回头的。这是他们与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会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中国的实质变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后,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有废除「终身制」的贡献,但还是留下一个「三次交接班」悲剧: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与古代不同,那时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现在则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储君之后,先当五年儿皇帝,再当五年真皇帝,再当五年老皇帝。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国的第五代也是一个未知数,我对他们忧虑最多,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空气中长大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不缺,但「一胎化」带来的好逸恶劳,极端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可能会成为「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对於中国新闻界,我原来寄希望於《南方周末》式的「打破真理报模式」,现在看来,很难,在已有的旧模式上怎么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前总编、《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在北京引进美国模式办《体育画报》中文版,给我启示,无论是中国的新闻还是中国的政治,最好的捷径,可能还是直接引进一个外来先进模式。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执政党水平低,由於长期的「真理报模式」,已造成中国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国平民对当局关闭封锁传媒的无动於衷,对异见人士受打压的冷漠,胜过鲁迅写小说《药》的民国初年时期。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先进志士和先进理念极其疏远时,这个国家也是很难进步的。

二○○七年十月三日於深圳早叫庐

general, news 8:57 am

中新社北京十月十七日电 题:政改求“活”局  中新社记者 张量 

  有媒体细读胡锦涛所作十七大报告发现,“民主”一词出现了六十多次。如此频度在以往中共政治报告中前所未有。这不仅宣示了“民主”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已占据重要地位,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步入新的境界。

  历经二十九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攻坚的关键时刻,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走出中国改革的幕后。十七大报告将“民主”作为助推器,用来激发中国政改的活力。 

  这份报告里,中共第一次提出把民主视为“生命”。胡锦涛铿锵有力地宣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作为执政党,胡锦涛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有论者认为,这确立了民主在中国未来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乐观的观察家说,这标志着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时代的开启。 

  这份报告里,中共对“民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完整的“中国论述”。既涵盖了民主的普世共性,也充分表达了 “中国民主”的个性,明晰地勾画出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活图景。中共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渐进、稳健的中国式增量民主也日渐得到更多人的接受。 

  在与民主多年的“小步共舞”中,中共日益认识到民主赋予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经济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此,中共既将民主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目标,也将民主作为激活中国政改的关键元素。中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内强调党员的主体性, “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激发党内民主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培养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加强党际民主协商,增加民主人士担任正职,调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 

  同时,在民主的增量过程中,中共逐渐熟悉了民主的节拍,步子越来越自信,并且以创造力踏出了“中国步调”。从近三十年的改革经验中,中共认准了一条规律: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必须以稳健的中国步调前进。只有适合中国心跳的政改舞步,才是中共不二的选择。 

  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前路仍然漫长而艰辛,落后体制滋生的腐败现象短期仍难于完全消除,但中共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以民主为落子,必然能够盘活中国政改这一跨世纪的棋局。

  十七大报告体现了中共对于创造崭新政治文明的信心,也显示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成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终将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新的亮色。 

对十七大报告“说文解字” 剖析中共“解放思想” 
2007-10-20  
 
● 叶鹏飞(联合早报网)

  对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媒体多把焦点聚集在当局对于民生议题的重视;在另一个攸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作为一个拥有超过7300万党员的执政党,要“集中统一”全党认识,尤其在需要协商妥协的后权威时代,更是个艰巨的任务。作为五年一次的纲领性文件,党大会报告无疑是位阶很高的政治宣示,因而更需要字斟句酌,谨小慎微。

  中国及境外媒体在检视十七大报告后都发现增加了一些新说法,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态文明”、“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文化软实力”等。

  如果深入剖析,其实还能够发掘出一些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金子,有助于了解中共在一些政策和立场上态度的变化。

  有记者便发现,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以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不同,从“增长”改成了“发展”,并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就教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

不仅仅是字面改变

  朱之鑫回答说:“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

  他解释说,经济发展方式所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相协调,以及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等。此外,用“发展”来代替“增长”,有利于正确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文字上的小变化,在报告中位置的更动,背后也大有文章。中共向来宣称对教育高度重视,然而之前都把教育放在文化类,当作是文化事业的内容,有记者发现,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并且把教育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章,显示中共已经把教育作为民生议题看待,而改善民生又是当前中共施政排序中的重点,相信今后对教育应当会有更多的投入。
 
    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报告对外界所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应,虽然大体上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惊喜,然而“公民意识”的提法首次出现,却代表着中共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报告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而且后面还补充说明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与十六大报告对比,有本质上的进步。

  五年前的报告只说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没提到“公民意识”,而且是放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那一章;十七大报告关于“公民意识”的说法,出现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章。

  五年来对于“公民”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十六大报告同样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增加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六大报告说“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比较保守的讲法,而且还加上了“完善诉讼程序”的民事司法前提,十七大报告直接说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而且前提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显然,十七大报告对于“公民”的认识要比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同样是“民”,“公民”与“人民”的不同,就如朱之鑫所言,“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字的改变”。

  “人民”是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是可以成为专政的权力基础和借口,不服从专政的对象往往都被冠上“人民敌人”的帽子而残酷镇压。“公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是一个个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政治个体,不是任何集团可以轻易垄断解释权的概念,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在政治上“代表”的对象,要成为公民在政治上的合法代表,必须经过一套公开公平的委托程序。

  从这个意义而言,说中共确实有在十七大报告中体现它自身要求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十七大报告的主要精神还是在坚持中共的一党执政。从对“公民”的论述分析,可以理解为中共仍然以为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公民社会的现代成熟水平,因此才需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但是反过来看,一旦中国公民社会逐步成型,必然会要求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政体,十七大报告对“党内民主”和权力监督的大篇幅阐述,毋宁说是为迎接那个时代来临所进行的政治准备。

电视上看到温家宝在"十七大"四川组上的讲话,耳目一新,立刻找来报纸,并从网上下载了八常委的讲话,经过比较,温的表现不一般。现在把八常委讲话加以简单比较,将温家宝的讲话附在后面,供参阅。

中共高层神秘莫测胡锦涛报告是集体产物

十七大上胡锦涛的报告,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讨论结果,它的产生先后要通过常委、政治局、七中全会,是集体产物。

中共高层讨论,对外完全保密,选举票数从不公开,常委们个人观点是什么,外界很难了解,这给人一种神密感,这种神密化对于维持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很必要的,但对于中国的民主,却是个不利因素。这次中共"十七大"会场高处悬挂两条标语,一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两条基本上体现了"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高层整体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其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更没有政治改革。中共历来有"统一思想"的传统,能够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看出一些差别是很不容易的。

看八常委分组会上讲话

八个常委到十七大各组参加会议,他们的发言,有的长,有的短,吴邦国有906个字最多,吴官正有478个字最少,胡锦涛也只有540个字,现在根据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来揣摩他们的观点和意向,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在目前,信息很难透露的情况下,看他们在分组上的讲话也是认识他们的一个视角。

温家宝是讲"改革"、讲"法"的冠军

温家宝在860个字的讲话中,提到"改革"有8次之多,稳居冠军。温家宝提到的"改革开放"(4次),政治体制改革"(1次)"经济体制改革"(1次)"政府改革"(1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次)。

讲"改革"的亚军是吴邦国,有5次之多,其他的常委提到"改革"就相对较少。

温家宝讲话中提到"法"11次,(包括宪法4次,法制2次,依法行政2次,以法治国1次),讲"法"的第二名是吴官正,讲到了"党纪国法"。其他的常委很少提"法制"或"法治"。

但是这些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想法。

喜看温家宝十七大讲话

温家宝在短短的讲话中,反复讲"改革开放"、讲"政治体制改革"、讲"宪法",联系到他常讲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给人一个政治改革派的印象。

中共高层不透明,所以大家只能雾里看花,不知谁是谁非。现在透过迷障,我初步判断,温家宝可能是一位政治上的改革派,但愿不是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希望中共(政治)改革派能进被选进高层,温家宝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

选举是十七大重头戏

十七大重头戏是选举,投票选举关系谁上谁下,关系到改革派能否进高层,选中央委员,是重要一关,很多人关心"十七大"的选举结果,有人在议论明年人大,温家宝可能转任人大委员长,我看是有可能的。温家宝的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

我如果是"十七"大代表,我一定会投他一票。

2007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

[附]温家宝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387161.html


温家宝在参加四川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电 10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温家宝同志参加党的十七大四川代表团讨论。他指出,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温家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温家宝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正确抉择。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只有真正地、持久地、全面地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温家宝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民主法制。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完善法制,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他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一代一代人长期奋斗下去,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巩固和发展。

  温家宝还着重谈了政府改革。他提出,政府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务实高效、清正廉洁。依法行政,就是要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公开透明,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工作都要公开。务实高效,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清正廉洁,关键在制度,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权力制约的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general 8:23 am

——何家栋先生周年祭  
 
一转眼,何家栋先生去世周年的祭奠日到了——海内外学人钦敬的“红色出版家”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本来朋友们想好好给何家栋先生办个周年祭,但何家栋先生不但生不逢时,死也与皇家庆典相冲,去世时是“十七大筹备关键期”,仅仅两天就被迫在京匆匆火化!大部分亲友无法话别,无一纸媒能“违法”发表一点纪念文字;原想在周年祭时弥补一二,不料“祸不单行”,周年祭时又巧逢“十七大隆重召开”,万物须避讳,连亲友们想写几句家常话悼念一下,也只能是“呤罢低眉无写处”,“满城警服寒如冰”。可怜自幼向往自由民主理想的何家栋,冒死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不但一生苦求出版自由而不得,六十多年,年年南辕北辙,连去世时想要点“从容辞世”的自由,周年祭想自由倾听几句亲友家常,也因“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肃静,大陆媒体一律戒严,万难如愿。呜呼,何家栋先生好苦好苦,生无自由,死也不自由,永远陷入奴役,真是古今中外悲剧一绝! 
 
此时此刻,先生在九泉做什么?他在感叹孤独寂寞?他在抗议十七大继续“伪现代化”的假和谐?他在致意朋友,滴水终能穿石,无须为他伤悲?一切都可能,但我更相信何家栋先生仍在挥笔“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何家栋先生向来以披露“暴力社会主义”真相为己任,他一定正在撰写一些新的“伪和谐”真相——比如,许多中国人现在正因不合理的医制度而看病不自由,常常死于非命——何家栋自己就是死于看病不自由的“医保改革”啊! 
 
据何家栋先生一个同事介绍,北京同仁医院并非治疗肺癌的最佳医院,但由于何家栋的单位工人出版社的医保定点在北京同仁医院,所以何家栋明知北京有更好的治疗肺癌的医院,他也不能去,因为穷困不堪的何家栋无力自负肺癌所需的高额医药费,只有按医保定点规则,到并不能有效治疗肺癌的北京同仁医院凑合。其间何家栋因无法忍受北京同仁医院的无效医治,两次跳楼自杀未遂。 
 
何家栋本来忝列高干,原来可享受高干自由到任何医院看病的方便,但2002年,北京99万公务员及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职工,与实行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制度挥手告别,加入已在企业推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一医保改革,本来是减少官民差距的改革,但由于政府在企业界推行医保制度时,制定了不合理的“医保享受者只能到单位指定医院看病” 医保制度,这一不合理的苦果便让加入医保制度的公务员也受苦不尽了。尽管“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高于一般企业参保职工的医保标准”,高干的医疗补助标准又高于一般公务员,但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弊病仍“一视同仁”,未能及时改革,因为真正有权修订政策的是省部级高干,而省部级高干又不在“公务员医保改革”范围之中;仍然可以随意选择医,尽情用好药的省部级高干,根本体会不到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痛苦。不要说一般职工、公务员的呼声省部级高干难以听进,就是何家栋这样的厅局级高干的诉苦,也难以让省部级高干真正重视;至于庙堂的最高层,更是只喜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臣良民,对于天天叫医保改革不合理的人,只会,赐予“自由化”分子的冷遇。于是,北京市600万医保享受者和全国亿万医保享受者一样,至今只能在单位指定的医院看病。而一些单位在指定医保医院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单位领导和实权人物与医院的关系——许多医院为了争取成为更多单位的医保医院,广开财路,不惜采取种种腐败策略拉拢一些单位的权势者,那些本欲腐败的单位权势者,正中下怀,任凭医保享受者怎样提意见,也坚决“四个坚定不移”。 
 
从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来看来,中共将大打“民生牌”,一些官员津津乐道“预计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全民医保’,届时医保制度将覆盖全国13亿人口”,且不说这一“形象工程”能否逃脱吹牛之命,即使真正实现,其医保制度带来的“看病不自由”,医保制度带来的医院乱要价等弊端,仍然会使许多人不明不白冤死——连何家栋这样的局级高干都难免死于“看病不自由”,又遑论一般公务员和广大普通医保者? 
 
如果何家栋先生享有“看病自由”,至少要多活几年!也许今天仍然在演说“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然而,中共党员何家栋竟被中共制定的“看病不自由”夺去生命一年了!何家栋先生冤啊! 
 
何家栋先生曾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依先生之风,在此,我要呐喊:为何家栋先生死于“看病不自由”申冤,就是为我们自己争取“看病之自由”! 
 
2007年10 月 15日于深圳早叫庐 

general 8:16 am

电视上看到温家宝在"十七大"四川组上的讲话,耳目一新,立刻找来报纸,并从网上下载了八常委的讲话,经过比较,温的表现不一般。现在把八常委讲话加以简单比较,将温家宝的讲话附在后面,供参阅。

中共高层神秘莫测胡锦涛报告是集体产物

十七大上胡锦涛的报告,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讨论结果,它的产生先后要通过常委、政治局、七中全会,是集体产物。

中共高层讨论,对外完全保密,选举票数从不公开,常委们个人观点是什么,外界很难了解,这给人一种神密感,这种神密化对于维持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很必要的,但对于中国的民主,却是个不利因素。这次中共"十七大"会场高处悬挂两条标语,一条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两条基本上体现了"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高层整体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其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更没有政治改革。中共历来有"统一思想"的传统,能够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看出一些差别是很不容易的。

看八常委分组会上讲话

八个常委到十七大各组参加会议,他们的发言,有的长,有的短,吴邦国有906个字最多,吴官正有478个字最少,胡锦涛也只有540个字,现在根据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来揣摩他们的观点和意向,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在目前,信息很难透露的情况下,看他们在分组上的讲话也是认识他们的一个视角。

温家宝是讲"改革"、讲"法"的冠军

温家宝在860个字的讲话中,提到"改革"有8次之多,稳居冠军。温家宝提到的"改革开放"(4次),政治体制改革"(1次)"经济体制改革"(1次)"政府改革"(1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次)。

讲"改革"的亚军是吴邦国,有5次之多,其他的常委提到"改革"就相对较少。

温家宝讲话中提到"法"11次,(包括宪法4次,法制2次,依法行政2次,以法治国1次),讲"法"的第二名是吴官正,讲到了"党纪国法"。其他的常委很少提"法制"或"法治"。

但是这些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想法。

喜看温家宝十七大讲话

温家宝在短短的讲话中,反复讲"改革开放"、讲"政治体制改革"、讲"宪法",联系到他常讲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给人一个政治改革派的印象。

中共高层不透明,所以大家只能雾里看花,不知谁是谁非。现在透过迷障,我初步判断,温家宝可能是一位政治上的改革派,但愿不是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希望中共(政治)改革派能进被选进高层,温家宝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

选举是十七大重头戏

十七大重头戏是选举,投票选举关系谁上谁下,关系到改革派能否进高层,选中央委员,是重要一关,很多人关心"十七大"的选举结果,有人在议论明年人大,温家宝可能转任人大委员长,我看是有可能的。温家宝的讲话可能也是他的竞选演说。

我如果是"十七"大代表,我一定会投他一票。

2007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

附上温家宝讲话。

温家宝讲话摘录: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正确抉择。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只有真正地、持久地、全面地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民主法制。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完善法制,以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一代一代人长期奋斗下去,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巩固和发展。

政府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务实高效、清正廉洁。依法行政,就是要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公开透明,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工作都要公开。务实高效,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清正廉洁,关键在制度,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权力制约的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general 8:14 am

托奥运之福,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令人惊喜地放松了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新规定是从今年11号开始生效,但是到奥运会后,也就是20081017号便“自动作废”了,这又让人丧气。因为这很滑稽,把新闻自由这么大的严肃问题,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过节的促销活动:在节日期间,打折优惠;节日过后,就概不认帐了。而且这个规定只对外国记者实行优惠,对国内记者概不二价。于是各国记者乘此极为难得21个月的松动之机,频频采访,好像蜜月之期的疯狂做爱,好像大减价中的拼命抢购。区区如我,至今为止,便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两次、《南华早报》电话采访两次、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两次、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两次、台湾中央电台电话一次、《亚洲周刊》电话采访一次、英国BBC到我家来电视采访一次,此外还婉拒了北欧和澳洲两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有些采访早已刊之于纸媒或播之于电台,国内的读者和听众大多并不知晓。这些采访全都是突然袭击,我几乎毫无准备,可又要有问必答,我只得脱口而出,且无遮拦,职是之故,就难免有所讹错,需要更改。以前的采访内容已经不省记忆,最近的几次采访还记忆犹新。长假无事,整理出来,做些修正,以免传讹;并稍作增删,综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飨读者。 

问: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两个字,“人民”。

沙:少了好。大陆“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台湾一些机构少有以“人民”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头,比如民众路、民智路,民国路。台北我去过三次,有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独独没有民主路。以前台湾就是没有民主,这倒也诚实,没有就是没有。不像大陆,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台湾的政党也多以“民”为招揽,如国民党、亲民党、新民党、民进党,无一不“民”,但这些政党是否真的为民,还很难说。中国的政党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句句有“民”,极为动听,我相信也很诚恳,可惜这还只是为民作主,并非真正的民主。 

问:最近我在香港的《动向》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三个女人向我推荐,我向全国男人推荐》,评论的是德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的《窃听风暴》,据说这部影片在大陆禁演了,是吗?

沙:什么叫禁演?公开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这叫禁演。或者影片发行部门想购买这部片子,但没批准,不让进口,这叫禁演。可这部影片从来没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部门也从没打算进口,所禁何来?目前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只有盗版的DVD,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个女人”送我的盗版光碟。中国大陆虽然一直在打击盗版的音像制品,但据我所知,并没对《窃听风暴》专门打击,因此此片能够在大陆思想文化界广泛流传,几乎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看过《窃听风暴》了吗?”就好像问“吃过饭了吗?”可见流布之广,喜爱之甚。

问:这部片子台湾的知识界反响平平,在大陆为什么这样的风靡?

沙:一是因为这部影片在台湾公开放映的,在大陆是看盗版的。这和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样,禁止吃的苹果总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实被禁的东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变得十全十美,这种逆反心理势必造成禁品的广泛流行。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极为头痛。二是影片中所反应的人权、法制、民主等问题在台湾已逐步解决,而在大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现实的尖锐性,所以极易引起共鸣。如果此片在30年前的台湾放映,让柏杨和李敖等等曾经坐过国民党牢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来看,反响一定和当今的大陆观众一样强烈。

问: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东德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他负责窃听剧作家德瑞曼,但后来不但没有逮捕和伤害他的这个窃听对象,反而帮助了他逃脱厄运。影片放映后,东德的前档案馆的负责人说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在东德没有一个。你怎么看?

沙:任何群体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哪怕“斯塔西”控制再严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魏斯乐这样的警察;不但前东德有,如今“后极权”也有,并且越来越多。因为“后极权”的“柏林墙”比当年前东德“柏林墙”越来越松垮、越来越动摇。觉悟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暗中转向正义。同时,害怕日后遭到清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会不明白世上既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受惩罚的罪恶。以色列对纳粹逃逸凶犯数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现政府对红色高棉恶魔领袖们以反人类罪的控告,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秘密警察头目的被问罪,无一不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妻的石头跪像,是中国所有大奸大恶者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噩梦,半夜都能被惊吓得一身冷汗。我常说,真正恐惧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们,而是那些各式各样的作恶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够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义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义裁判之后,必需要真诚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窃听风暴》之后,也很震惊,心有所动,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好事,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窃听风暴》的编导贺克•唐纳斯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问:您对他评价很高?

沙:当然。尤其和中国的编导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贺克•唐纳斯马克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心,他才会选取这样一个严肃的发人深思的题材,才会以五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编写剧本,投入拍摄。他考虑的是责任和意义,而不是得奖和获利。中国的编导们呢?像苍蝇似叮着奥斯卡奖,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权利部门的全力支持。但他们拿什么影片来争夺奥斯卡奖呢?拿的是“满城黄金”,拿的是“倾国丰乳”,拿的是“英雄”的“无聊之极”,拿的是“夜宴”的“满汉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冲进奥斯卡了?做梦!我们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亿人民币,而贺克•唐纳斯马克呢?他是小制作,却花了五年时间!我们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钱,人家花的是呕心沥血的漫长时间!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会堕落如此!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没给这些中国影片,而给了《窃听风暴》,我想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应该给最佳外国语影片奖的评委颁发一个评委奖,感谢他们的独具慧眼,奖励他们的艺术正义! 

问: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感到你也像《窃听风暴》里的剧作家德瑞曼一样遭到窃听?把你当作了异议作家?

沙:随便把我当作什么,我都不介意。1985年,我刚入党,因为有胡耀邦对我专门批示,全国都发了新华社对我的报导,报道称我为“党的作家党的人”。20年后,我从“党的作家”变成了“异议作家”,与时俱进了。当初称我“党的作家”,我没感到什么特别光荣,反而觉得有点肉麻。如今称我“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什么特别耻辱,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但对我的监控,我很不高兴,他们滥用权利,侵犯我个人自由。我知道监控范围很广,凡是被他们怀疑的人,都在监控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监控范围越大,只能越说明他们的失控范围越大;他们树敌越多,越说明他们丧失人心。他们不想想,如今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执政者知道数十年来树敌太多呀!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今后要和谐,不要再树敌了!我经常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倒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我总感到,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比他们更负责任。

问:除了监控你,还有什么手段?

沙:当然他们也希望和我对话,我说我的话你们都窃听了,还有什么话好对?上一世纪80年代初,他们的副局长曾经请我吃过饭,向我介绍过“隐蔽战线”的传统和纪律,曾说:“不搞暗杀,不利用女色,党内也不允许搞窃听”,我现在还在党内呀,为何窃听我?你窃听我,还和我对什么话?撤销窃听,我们才能平等对话。人,都得有尊严。

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开除王若水、吴祖光等人一样,开除了你的党籍?

沙:一是那样做效果不好,反而使人同情被开除者。二是如今党已不那么神圣,开除党籍已不具有惩罚性。三是像我这样相对纯洁的人在党内为数不少,统统开除了,剩下都是贪官污吏呀,行吗? 

问: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能接受我采访吗?

沙:可以。

问:几年前我采访过你,你拒绝了,是不是那时不方便?

沙:几年前,没有今年的采访新规定,我是良民,要奉公守法。今年有了,而且外交部新闻司长刘建超说:“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阻止任何人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为了印证他的话,我同意接受你的采访。

问:前不久我看到你在一封关于奥运会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你一向低调,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你这次签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沙:是为了更好的开好奥运会,这是我签名的最主要目的。我不认为我的签名是政治活动。公开信上明确的说明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我们要求在中国政府承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也应该去政治化,让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包括异议人士,海外流亡人士,都能回国参加奥运会,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即使回国观摩,为运动员加油鼓掌,也是对奥运会的贡献。这是符合奥运会宗旨的。对运动员不允许政治歧视,对观众也不允许政治歧视。只要不是恐怖分子,都可以参加。

问:但是你们的签名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沙:我是一介书生,我关心政治,但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从不从事政治活动。我关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正常的。如果这种政治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那我很高兴。

问:你认为你是异议作家吗?

沙:我不在乎这个名称,异议只是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倾向。而且异议是相对的。右派作家可以说左派作家是异议作家,左派作家也可以说右派作家是异议作家。我个人喜欢异议。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么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固步自封且又落后腐朽的政治说教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解放思想,促使社会进步。但我本人不论怎么异议,我都不是政治作家。

问:那你怎么看待你那些引起巨大影响文章,如《“腐败”文化》、《“宣传”文化》,没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写过你这些政治批判文章。

沙:那毕竟是文章,而不是政治活动,不是政治运动。我的这些政治文化系列文章,不是哪个政治党派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收买我写的,也不是哪个政治组织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指示我写的。这些文章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作家的独立写作,是表达自己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思考,仅此而已。这类文章,中国的鲁迅以杂文的方式写过,外国的左拉以政论的方式写过。但我和他们一样,都不是政治家。

问:你的这些文章确实影响很大,国外对你期望也很大。都希望你成为一个……

沙:千万不要对我希望什么,虽然你们是好意,那是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希望我自己是个自然的、本色的人。我只是一个有点正义、有点勇敢、有点善良、有点爱心、有点理性、有点幽默的人;但我也是一个有时软弱、有时动摇、有时浮躁、有时浅薄、有时俗气、有时丑陋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忏悔、不断改过,不断追寻、不断前进的人。       2007105 上海善作剧楼

generalSeptember 17, 2007 11:39 am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歉意、带温柔的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注销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私家车围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

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纳.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纳.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汉纳.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1961年,汉纳.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纳.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纳.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

「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纳.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纳.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 ……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纳.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受害者跟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

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  

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

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于北京守愚斋
已载苹果日报

五柳村2007年9月16日收到

generalJuly 18, 2007 9:08 am

—纪念“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八十六周年

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三纲,五常”,教化人们要“守礼”,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保持社会的所谓“和谐”。汉高祖刘邦在取得政权前从往儒冠里撒尿,到取得政权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共产党从起家时的反孔到今天的尊孔,儒家思想被屡批不倒,原因就在这里。不错,儒家思想中也有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这只不过是对封建君王发出的一种警示,因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告诫封建君王,在他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不能一点也不顾及人民的利益和意愿。

民主理念真正在中国的诞生还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西方的炮舰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的同时,西方的民主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其顶峰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的口号,但它提出的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削弱部分皇权,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最初级的民主诉求。但是就是这种最初级的民主诉求也是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所不允许的,谭嗣同等六人倒在了慈禧太后的屠刀之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诉求就此夭折。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民主的理念才真正成为一种合法的理念。但是封建主义的根子在中国扎的太深了,不久全国便陷入一种军阀割剧的混乱局面。

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了日本,引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竖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进入高潮。但是也就是在此之前的两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传人了中国。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产生的军阀割剧的混乱局面和西方列强继续侵略瓜分中国,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西方的民主理念,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义,以为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能拯救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信念是难以调和的,于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发生分裂,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再次走入低谷。

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江西打了十年内战并没有取得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相反地,被国民党赶到了荒漠的大西北的延安。可正在这时,爆发了抗日战争,这对共产党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这一大好机会,名正言顺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备将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再与国民党决一雌雄。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战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他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不可能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只不过是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国民党的一个策略,因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共产党也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实行的某种程度的开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的一种临时性策略罢了。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通过“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其一党独裁专政的真面目便逐渐暴露无遗,当年在解放区,为了向世人显示共产党的“开明”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便荡然无存了。

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要求共产党发扬民主,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明确的指出,那是一场“五.一九”民主运动。可是毛泽东却把这场要求民主的运动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从此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不仅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长达二十年的最黑暗的时代。

毛泽东逝世前的一九七六年春天爆发的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表面上看,是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那场“文革”。“四.五”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在极端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下,人民群众自发地,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民主运动,结果被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用暴力镇压了下去。

同年九月,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人民群众立刻造了他老人家的反。“文革”中被他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出山。七九年一月,北京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理论务虚会。与会者有胡乔木、胡积伟、于光远、周扬、孙冶方、苏绍智、龚育之、严家其等理论界的精英人物。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