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八十六周年
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三纲，五常”，教化人们要“守礼”，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保持社会的所谓“和谐”。汉高祖刘邦在取得政权前从往儒冠里撒尿，到取得政权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共产党从起家时的反孔到今天的尊孔，儒家思想被屡批不倒，原因就在这里。不错，儒家思想中也有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这只不过是对封建君王发出的一种警示，因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告诫封建君王，在他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不能一点也不顾及人民的利益和意愿。
民主理念真正在中国的诞生还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西方的炮舰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的同时，西方的民主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其顶峰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的口号，但它提出的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削弱部分皇权，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最初级的民主诉求。但是就是这种最初级的民主诉求也是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所不允许的，谭嗣同等六人倒在了慈禧太后的屠刀之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诉求就此夭折。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民主的理念才真正成为一种合法的理念。但是封建主义的根子在中国扎的太深了，不久全国便陷入一种军阀割剧的混乱局面。
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了日本，引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竖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进入高潮。但是也就是在此之前的两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传人了中国。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产生的军阀割剧的混乱局面和西方列强继续侵略瓜分中国，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西方的民主理念，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义，以为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能拯救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信念是难以调和的，于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发生分裂，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再次走入低谷。
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江西打了十年内战并没有取得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相反地，被国民党赶到了荒漠的大西北的延安。可正在这时，爆发了抗日战争，这对共产党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这一大好机会，名正言顺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备将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再与国民党决一雌雄。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战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他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不可能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只不过是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国民党的一个策略，因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共产党也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实行的某种程度的开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的一种临时性策略罢了。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通过“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其一党独裁专政的真面目便逐渐暴露无遗，当年在解放区，为了向世人显示共产党的“开明”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便荡然无存了。
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要求共产党发扬民主，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明确的指出，那是一场“五.一九”民主运动。可是毛泽东却把这场要求民主的运动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从此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不仅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长达二十年的最黑暗的时代。
毛泽东逝世前的一九七六年春天爆发的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表面上看，是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那场“文革”。“四.五”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在极端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下，人民群众自发地，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民主运动，结果被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用暴力镇压了下去。
同年九月，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人民群众立刻造了他老人家的反。“文革”中被他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出山。七九年一月，北京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理论务虚会。与会者有胡乔木、胡积伟、于光远、周扬、孙冶方、苏绍智、龚育之、严家其等理论界的精英人物。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许忠于人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警惕封建复辟；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等等。
民主气氛一下高涨起来。与此同时，诞生了“西单民主墙”。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共产党上层部分人士发出的民主呐喊，那么“西单民主墙”则是一种民间发出的民主最强音。起初是许多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群众到“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和做街头演讲，诉说自己的冤情，进而魏京生、任琬町、徐文利等人组织了民主讨论会，创办了“探索”刊物，提出了“警惕出现新的独裁”、实行“五个现代化”（即在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邓小平叶公好龙，害怕了。原因不仅是他害怕如果让这股要求“民主化”的潮流任其发展下去会危及共产党的政权，更重要的是在“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了“邓小平仍然是个邓纳吉”、“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对付重新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三中全会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大字报。如果不把这股潮流镇压下去，刚刚复出的老人们便有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于是，邓小平下令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作为替罪羊的魏京生等人被投入了监狱。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定为最重要的基本国策，随着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进来。为了遏制这股思潮的蔓延，邓小平又提出了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但这并没有阻挡住这股思潮的迅速扩大和蔓延，相反地，知识分子空前活跃起来，共产党内部上层也出现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激进的改革派。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后便出现了八六——八七年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共产党内以陈云、王震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惊恐不安，向邓小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于是，邓小平下令镇压了这次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邓小平下令开除了共产党党籍，党的总书纪胡耀邦也被赶下了台。
民主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相反地，民主的呼声却日趋高涨。赵紫阳在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党政分开”入手的主张。共产党内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其代表言论是万里在一九八六年“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赵紫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说过：“如果在一党专政条件下，腐败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实行多党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九八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民主气氛最活跃的一年。如果有哪一个人打开一九八八年的报纸一看，你一定会对当年报纸上发表的言论感到吃惊的。这股民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在八九年春天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爆发了史无前例、震撼全球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这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的最后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和普通公民在解放军机枪的疯狂扫射下，倒在了血泊里，碾死在坦克车的履带下，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人们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思。但有一点，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民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民主除了要求按多数人的意愿办事以外，还要求尊重少数，也就是说，民主需要一种宽容精神，民主的运作需要学会妥协的艺术，恰恰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学生和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没有掌握。回过头来想一下，在五月十九号戒严令下达的前夕，赵紫阳曾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发表书面谈话，肯定了学生搞的这次运动是爱国的，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对这次运动是“动乱”的定性。可是当时学生一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没有掌握妥协的艺术，毫不退让，坚持非要“人民日报”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的错误。要知道，“动乱”的定性是邓小平做出的，学生一方既然毫不让步，这样就把当局逼到了墙角处，最后邓小平下令采取了军事镇压措施，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实际上当时有三次可以妥协的机会。第一次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当时借着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机会，学生一方做一下妥协，暂时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给当局一个台阶下，一方面回去好好组织一下，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迫使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做出重大让步的。要知道，那时以万里为主任的全国人大已倾向于学生，全国老百姓的情绪已倾向于学生，各民主党派已公开表明态度，支持学生。但学生一方没有抓住这一大好机会，实在可惜！
第二次是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学生一方没有理解。
第三次是戒严令下达以后，三十八军进城执行戒严令被群众挡住（实际上是三十八军从军官到士兵都不愿意执行这样的命令），这时学生一方仍然可以与三十八军进行沟通，暂时撤离天安门，以保存力量。要知道，那时不仅全国老百姓的情绪都同情学生，就连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的宣传报导也基本上是倾向于学生一方的。如果当时学生一方能抓住这三次机会中的哪怕一次，跟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结成联盟，迫使保守派做出让步，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那么今天中国的面貌将大不同于现在，甚至中国有可能在苏联之前进入一个多党民主制度的社会。
可惜，三次机会学生一方都没有抓住，走了极端，最后迫使当局采取了镇压措施，酿成了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震惊中外的大惨案。我这样讲并不是把责任推给了学生一方。自始至终我是站在学生方面的。在“六.四”镇压以后，不少人迫于压力，讲话时不得不跟着当局说这是一次“暴乱”，但我仍然公开坚持说，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为此，我的名字曾上了黑名单。造成这次惨案的罪责完全在下令镇压的邓小平身上。我上面讲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当时的学生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懂得民主的真谛，更没有掌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妥协的艺术，其结果是走向了运动目的的反面，本想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结果却使得中国的民主改革至少要推后十五到二十年，甚至更长。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
镇压了“六.四”以后，邓小平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是实行高压政策，加强了对知识分子、舆论宣传的控制，特别是加强了对各大学的控制（最典型的就是给北大的四条处分：撤换领导；减少招生；实行军训；三年内不准报道北大的消息）；二是以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口号，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分化瓦解、收买拉拢的政策，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捞取经済实惠。这一招的确很灵，从此以后便有大批知识分子，甚至在校的大学生下海经商，政治热情大大冷却。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又一次进入低潮，直至今天，一直在低谷徘徊。
九一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人们又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不久中国也要走苏联的道路。五十年代流行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再度流行起来。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恐慌。可是邓小平加强了控制和防范措施，人们的这一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同时由于苏联剧变以后，政治经済上长时间陷入混乱状态，走不出困境，使不少人产生了困惑。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一种论调：“苏联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进行经済体制改革是失败的，中国先进行经済体制改革，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国内一些原来积极主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迷茫情绪，全国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进一步冷却。
近几年来由于各级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下岗工人骤然增加，各种集资摊派压的农民喘不过气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些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腐败问题的解决，绝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民主的呼声又有所抬头。九八年春中国的理论界又活跃起来，像“交锋”、“呼喊”、“现代化的陷阱”等一类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书又出现了。不顾当局的镇压，“中国民主党”、“中国发展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公开露出了水面，一时间外电报道，又出现了一个“北京之春”。可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打出了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进一步提出“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我怀疑这是摹防丘吉尔当年说的“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那句话说的）大批“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成员被抓。刚刚要抬头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被压了下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关系恶化、“**功事件”、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等，搞的共产党领导人惶惶不安，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共产党内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大有再回到“个人崇拜”的毛泽东年代之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再次沉寂了下去。
但是席卷世界的民主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世界上一切独裁政权，包括依斯兰世界的某些独裁政权，迟早要被世界民主潮流所淹没，仅存的中共、北朝鲜、古巴、越南等四个共产党独裁政权迟早也要倒台，这一点不仅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恐怕就连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心里也很清楚。就中国而言，民主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深入思考的问题。我猜想，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 现在在中央掌权的主要的还是当年的“留苏派”或其后裔，这帮人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较深，目前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大都陷入了腐败的旋涡里，因此，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蓬勃发展的世界民主潮流，但希望他们领导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改革恐怕是不可能的。现在三十——五十岁的中共领导人（目前他们处于权力的中下层）如果将来进入中共权力的高层，由于他们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较深，对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认识比较明确，在国内和国际上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强大压力下，有可能主动将中国引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当年苏联就是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中间的契尔年科、安得罗勃夫只是两个过渡性人物）到第五代领导人，才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因此中国也有可能在第四至第六代领导人执政期间，由于民间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国际上的压力，他们主动顺应时代潮流，领导中国进入民主化道路。这是最理想，也是代价最小的一种途径。
第二， 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不出困境，下岗工人继续增多，贫富悬殊继续拉大，农民负担加重，腐败继续
蔓延，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深，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总爆发，从而导至共产党下台。这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其代价将难以想象。
第三， 台海战争爆发，如果不能迅速取胜或者引起国际势力大规模介入，导至共产党政权内部分裂，从而导至共产党政权迅速垮台。
以上三种情况不管哪种情况出现，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以后，首先会遇到哪些问题，俄罗斯的混乱局面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如何避免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这都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或立志献身于中国的改革大业的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
另外，目前在西方政治家和某些学者当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事实上已经出现），随着这个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将自然而然地和平演变成一个民主制国家。对于这种观点，鄙人不敢完全苟同。从理论上讲，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结果却未必如此。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学习西方，综合国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但日本并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是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亚洲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再者，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从封建社会自然孕育发展起来的，为了反抗封建贵族的特权，他们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主体是些什么人呢？是靠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暴富的官僚、他们的子女亲朋，另外就是靠向党政官员行贿钻政策的空字发起来的暴发户。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是由当权者培育起来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此，认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将会使中国自然而然地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观点，从某中意义上讲，这也许是某些西方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西方的资本家为了向中国投资以换取最大利润而向其本国政府游说的说词。请不要忘记，天下的老鸹一般黑，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攫取最大的利润。最近一家美国杂志社的调查指出，在中国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的，外资企业占了64%，这真是对上述论调的一种莫大讽刺。
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和华约组织的威胁，使得西方能团结一致，现在苏联解体了，华约组织也解散了，对西方的威胁不存在了，因此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从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首先瞄准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希望从向中国的投资和商品的倾销来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我认为靠外资的引进，靠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政治民主化，恐怕是不现实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应该靠中国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从点滴做起。要知道，民主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靠当政者的恩赐，只能靠不怕牺牲的艰苦奋斗，民主才会到来。为此，必须再次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面大起旗高高举起来，把民主的火矩传递下去，迎接民主共和新时代的到来。
陈奉孝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五年四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