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凌先生谈它的阵痛和兴起
15年前，苏联红旗落地，苏共解体，苏联分化成为15个国家，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可是奇怪，苏联的老百姓若无其事。记者现场观察报道说：“这样重大的事，总应有点反应，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总该有点反应，居然什么也没有……”
瓜熟蒂落！如同一个苹果，在树上熟透了，烂透了，落下来了，那么自然无救！
苏联人民在“红旗”下生活了74年，大量无辜的人被杀害，两次大饥馑，饿死者以百万计。苏联人民对三个垄断（政治、经济、思想垄断）这种反历史潮流的政治格局，早受够了。有人，如戈尔巴乔夫，提出什么‘新思维’，讲起‘透明度’‘知情权’来，试图挽救颓局，来不及了。如同晚清当局，也讲起‘宪政’来。后来有遗老说，坏就坏在慈禧也搞什么宪政，否则‘我大清江山永固’！既然“存在决定意识”，一味责怪戈氏这样的史论也是难免的。
15年很快过去了。红旗落地后留下的俄罗斯现在怎样了呢？
向对俄国有研究的李凌先生请教，承他回答了一些问题：
问：报上有论者说，“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叶利钦称的‘人民资本主义’都没有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引向迷途和绝路。”实际情况如何？
答：红旗落地，社会转型，经历了阵痛，但并不是“迷途和绝路”。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经济下滑。官方统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91 年下降50%。是否真的下降这样多？还要具体分析。过去的GDP中，包括大量军工产品，未完成的建设项目和计划经济的劣质产品，这些约占当时产值的50- 70%。那时GDP高，生活消费品少，货架上空空的呀。
他说：“其次，过去是公有制，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为了奖励提拔，往往夸大产量，报的数字有水分。实行私有制后，私营企业主往往又是少报产量。这样统计下来，GDP当然下降了。第三，苏联解体之后，地下经济迅速发展，这些是不算入官方统计之中的。有人估计，这方面的数量达到官方公布的GDP的一半以上。所谓‘阵痛’，问题出在1992年的‘休克疗法’，物价一下子完全放开，当时物资缺乏，一度物价暴涨。这是苏联人民生活突然下降的原因。并不是有些人喋喋不休说是政治改革引发的。现在，俄罗斯经济情况很好。”
问：俄国政治改革的情况如何？我国传媒很少谈起。我们要稳步发展，不会认同他们的“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虽然党本身也在变化，不会认同他们搞多党制和思想的多元化，他们那儿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答：当然我们尊重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是认真选择了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颁布了《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投票所决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全国均须遵照执行。”这些年，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办法，来解决重大改革的“合法性”问题。1991年3月 17日，
就是否实行总统制进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当年6月民选总统，74.7%选民投了票，其中 57.3%选了叶利钦，只有16.8%的人选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选总统选了4次了。从民意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人在经济下降的暂时困难中也是坚决支持政治改革的。第4次总统选举，得票达到61.18%，普京当选。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只得到14.7%的选票。
问：我们也常有“选举”，不过是做做样子，实际上都是领导决定。俄罗斯的“选举”、“公决”是否真的可反映民意呢？有没有一些形式主义？
答：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搞形式主义。民主机制一旦形成，没有可能搞形式主义了。他们还请许多外国人来监督：“请你们看，看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国际观察员们，对整个活动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对 1993年和1996年选举活动的总评语是：“自由、公正”。对2002年的活动评语是：“透明、可靠、准确，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国际标准。”
问：俄罗斯的政体、机构设置、权力分配怎样体现法治和民主的精神的呢？
答：他们的立法机关由“苏维埃”改为议会制。过去苏维埃的代表，大部分是官员。既是人民的代表，又是官；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自己监督自己。怎么能有效地监督呢？现在俄罗斯的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叫联邦委员会，下院称国家杜马。议会是常设的机关。议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也不准参加商业活动。议会是两个任务，一是立法，一是监督政府官员。这样，议会、法院、政府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了。这有利于相互的制衡。
问：他们是否做到了司法独立呢？
答：俄罗斯联邦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不能成为任何政党的成员，法官只对联邦的法律负责。任何地方的规定不足为依据。这样排除了地方官员的干扰，保证了司法独立，法官的工资由中央支付，由总统任命。法官是终身制，无违法行为不能撤换。可以想一想，对法官的经济地位，职业保障作这样的安排，为他们保有独立人格，提供了物质保证和良好环境。
问：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这些年，司法腐败严重，根本原因在“权”和“钱”的干扰，使司法工作人员，丧失了独立人格。公正判决是很难的。在法庭判决的现场，我就看到这样的场景：法官宣判，颠倒是非，全场大哗。法官走下台，一边给群众作揖，连说“对不起”，一边匆匆离开。后来，他受到一位长辈的指责。他说：“我有什么办法！”说是只有按指示办。“我也要生活呀！”按理，判案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一元化的集中领导下，只能是以“指示”为准绳 ——这样，名为“法治”，实是“人治”！
前苏联是“思想垄断”。今天，俄罗斯的情况如何？
答：他们很快颁布了《大众传媒法》，保障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取消了前苏联的新闻检查。这有利于各种思想的自由流通，有利于探讨真理和纠正错误，有利于抵制官员的专横和腐败现象。限制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一律，压制整个社会的活力，危害极大。
问：您老讲的这个道理，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改革启动较难。俄罗斯走在前边了。我们制订了许多法律，因为《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没有执行，所以从人治到法治这一步总是无法突破。《新闻法》的制订阻力很大，草案早有一个又一个，总是提不到日程上来。这恰恰说明它的重要性。您老写过《他山之石》一书，俄罗斯在政治改革上还有什么“他山之石”呢？
答：俄罗斯在法治上，还迈出了这样的步伐：他们的《宪法》规定：“国际法准则，和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承认‘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的优先地位”，规定：人民有权向欧洲宪法法院提出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的申诉。”
还有，实行了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官员在就职前就要做这方面的申报工作。叶利钦在1997年5月15日，签署了这个总统令，并带头执行。普京就任总统之后，也立即公布了自己和夫人的收入和财产。
这都是俄罗斯人民做出的重要选择。俄罗斯向宪政民主转型，已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从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宪法》的框架下，公开地、和平地参与政治。选举中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失败的结果。权力分配进入了法制轨道。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问：前苏联红旗落地。国人的印象是国家被引入迷途，陷入不幸的境地了。现在经济情况如何呢？
答：俄罗斯社会已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许多公有的军工企业，以及配套的那些重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先后转为私营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了。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商品丰富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迅速，年增率在6.8%以上。这种增长还突出表现在弱势群众收益的实际增长上。财政经费拿三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体系。中小学生是完全免费的，是强制性的。大学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医疗方面免交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药品的费用也是高额补助。水电基本是免费的，有些收费也很低。
经济发展，弱势群体得益。这和中国的情况是鲜明的对比。而我们还存在着所谓“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孩子上学的费用高。会羡慕俄罗斯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经济困难时，也坚持政治改革。目前的政治格局为社会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
就这一话题，李凌先生撰写《俄罗斯联邦改革的阵痛和进步》一文。重读，不免又有些联想：
一、斯大林时代，我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实际上后来知道，苏联人民当时生活在恐怖和苦难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我们说他们变修了，撕破了面皮，发表文章（《九评》）相互攻击。实则我们后来走得更远了。如果李凌先生所言属实，怎么又有人说人家被引入了迷途呢？
二、当前，我们的政治改革举步维艰，难关好像是“分权”。美国“三权分立”是大国崛起的立国之本，现在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也“三权分立”了。人称权力集中是腐败之源。按理，党只有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不知这个问题何时可以解决。
丁 弘 2007年6月3日
